“跃进高潮落伍渊，人歌人哭大旗前。异花才放凋茶场，列柱俄摇挫少年。独逞风流穷白辩，众撑山路火红船。今朝往矣将何数，宜有诗篇间或颠。”这是载于木山英雄《人歌人哭大旗前: 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年1月）“后记”中的“歪诗一首”，作者自言：“兹发妄念，录诸卷末，以代跋语。”无需细致解读，上了一定年纪的读者不难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迎面而来。从“跃进高潮”转眼跌到“落伍”的深渊，百花刚要绽放就凋谢于劳改的茶场（作者在书中曾谈到“茶场也是劳改农场的别名”）；俱往矣，剩有间或癫狂的诗篇为史存照。以“人歌人哭大旗前”作为书名颇有点奇异，作者在“代序”中说“人歌人哭”四字源于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的“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而“这清爽至极的‘水声’中换上政治的大旗，这实在是我个人的粗俗做法。用如此粗俗的做法，也可以顺手对出这样的句子：‘势杀势生情理外，人歌人哭大旗前。’”或许在作者看起来，诗人在大旗前或歌或哭，缘于乖悖情理的生杀大势。而在“歌”与“哭”中，所折射的正是这一代文人的精神悲剧，木山英雄对此的解释更为清晰：“或者有人要问，书中哪有歌声，难道不都是‘哭泣’嘛？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曾从心底讴歌过自己流血流汗构筑的革命建国的壮举。……这‘大’字里镶嵌着作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同路人却因顽强的独立思考而遭祸、为建国后的‘反革命’冤罪而备尝艰辛的胡风，其献身的悲剧性。”（代序）从序言到后记，木山英雄强调的是对作为同时代人历史的中国革命的感受和思考。
《人歌人哭大旗前》以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杨帆、潘汉年、毛泽东、胡风、聂绀弩、舒芜、沈祖棻等十余位现代文人、政治家的旧体诗为研究对象，“取以传记资料、历史回忆录证其诗的解诗法展开论述”。从研究对象、方法和作者的研究旨趣来看，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以史诠诗和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现代诗史中的旧体诗问题以及作者对中国现代革命的认知与思考三重维度。所论旧体诗多产生于遭逢人生坎坷、冤屈无告、文网苛严之际，在阅读中自应细心体察作者如何解读那些潜藏在历史波澜与幽微曲折的个人“心史”之间的种种复杂、隐晦的寓意指向。
诗史互证互诠的研究方法自清初开始形成，经近代刘师培、陈寅恪等学者发挥完善，已成为打通文史研究的成熟方法。就本书而言，“以诗证史”非其主要目的，虽然所论也不乏从个人“心史”的角度见证历史的意义；该书内容还是“以史诠诗”为主。作者利用在北京任职期间的便利，阅读相关的中国现代史料，多方走访“文革”后幸存而又曾经以旧体诗写作抒怀的文化名人，搜集了各种旧诗集、书信等直接史料，这是作者“以史诠诗”的坚实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作者聚焦于历经胡风案件、反右、“文革”等政治浩劫的文人旧体诗词，执意解读、挖掘在那些隐晦曲折的诗句中潜藏的革命“同时代人”的痛苦心声，这是属于“正史”之外的历史见证。而在另一方面，关于中国近现代的旧体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木山英雄关注的是在文人遭遇政治劫难、被剥夺了文学上公开创作与发表的可能性之后，由于个人深厚的传统文学素养或自然萌发的兴趣而创作旧体诗，如何使传统的旧文学形式重新发挥作用。收入该书的这些文章在日本《文学》杂志连载时的总题目是《汉诗之国的汉诗炼狱篇》，“炼狱”既有前面所述的劫难中的精神磨难之意，作者同时认为也似乎有“汉诗”的“阶段性的转世再生”的预示。当然，这种“再生”的旧体诗绝非那些源自政治协商会议和庆典仪式的“台阁体”、“协商体”或后来的“老干体”可比，木山英雄把这些名称看作是圈外的清醒者的揶揄。“总之，对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公认的标准来看只能说是处于文学圈外的这一系列诗作，通过自己的阐释和评价，我试图重新思考直到后来才见到其终结的同时代史的意义。”（代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