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第一、第二阶段的创作，虽然很多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有很多宣传的因素，但我还是肯定的。因为在内容上，这些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要求，在表现语言上它们是写实的。
《豆选》
《老羊倌》
《村屋》
2016年5月，英国木版教育信托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展出了木版教育信托（前身为木版基金会）特邀中国版画艺术家参与创作的《六十家木版画原作集》中的二十幅版画，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幅，是老艺术家彦涵的《村屋》。观众对这幅作品之所以更为关注，不仅仅是因为画面本身几何结构的现代感，也因为作者的介绍标签：彦涵（1916－2011）。老先生创作此画时已经八十二岁，而今年正是老先生一百周年诞辰。
2003年11月，木版基金会与大英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为期五个月的“中国当代版画展”，我和我先生为展览拍摄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木刻版画及版画家的纪录片，彦涵是我们的主角之一。那年8月4日，我们在北京采访了彦涵。当时老先生已经八十七岁了。在他北京的寓所兼画室，他手拿大芭蕉扇，与我谈起他当年如何参加革命，如何经过动荡的反右及“文革”年代，也谈到他艺术创作的几个阶段。
对话
恺蒂：彦涵老师，您1916年出生在连云港，1935年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与朱德群是同学。后来朱德群去了法国，您去延安参加了革命，结果你们俩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您能谈谈您当时是怎么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彦涵：对，1935年我进杭州艺专读书，主要学习的专业是油画，当时和朱德群一样，我也是准备留学法国的。我们已经花了三年时间学习法语，我们的目标都是巴黎美专。当然，现在我是一句法语都不记得了。
后来，“七七事变”发生了，抗战开始。当时有许多宣传，鼓励我们参加抗战。我们都是热血青年，看书看报，我的思想肯定是倾向共产党的。日本人打到中国，我们这些年轻人就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到抗日最前线去。我就想放弃去巴黎学习的机会，决定参加抗战。当时我可以参加国民党，也可以参加共产党，能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选择。上海失守，国民党兵败如山，大专院校都在朝云南、贵州迁徙，杭州艺专也不例外，我们从杭州逃难到了江西，再到湖南湘西，再过两天就会到达贵州。在长沙时，我就觉得我不能再继续跟学校走了，我必须去延安，我的目标已经选定了，我要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我就离开了学校，从湘西出发，经过长沙、武汉，到了西安。
到了西安后，我带的钱都用完了，连坐汽车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办？我就决定走路去延安。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的路，我走了整整十一天，当中只休息了一天。当时我只有二十一岁，根本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更不知道马列主义。完全出于一种年轻人的天真和激情，看到报纸上说共产党好，听人说共产党好，我就投奔去了。我到延安时，是1938年7月。
恺蒂：当时的延安，已经开办了鲁迅艺术学院，您到后，是不是就进鲁艺学习？
彦涵：刚到延安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表现得很积极，什么事都是积极分子。鲁迅艺术学院是1938年春天成立的，第一批学员春天进去，每届学员学习三个月。我到的时候，第一批学员正好快毕业，我是第二批学员。到了11月，在鲁艺学习了三个月后，我就毕业了。其实那三个月什么艺术都没有学，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在杭州艺专时，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艺术是崇高的，艺术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是纯洁的，是不应该涉及政治的。到了延安，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完全不一样了，艺术应该为人民为革命服务，为争取抗战胜利服务。在延安，没有条件让我们画油画或国画，所以，就响应鲁迅的号召，开始搞木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