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哈佛大学“西藏与喜马拉雅研究”终身教授，兼任“藏传佛教资源中心”（TBRC）董事会主席、浙江大学特聘客座教授。他的中文名是已故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1928-2015）取的，谐音其荷兰语姓氏van der Kuijp。范德康教授很喜欢这个地道的中文名字，自称“老范”。1980年起，“范教授”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从北京到成都、自西安往拉萨，这位任教于哈佛大学的荷兰裔加拿大籍学者，见证了藏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变化。
2016年6月，在挪威卑尔根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藏学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学术委员会。
听说您是第一位进入北京民族文化宫研究藏文写本的外国人？
范德康：应该是的。1990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代表团访问了我当时任教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然后就建立了联系。1991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国际会议，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五六位外国学者参加。会议主要围绕古代西藏社会问题展开了一些现在看来不太合理的批判，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尧与王辅仁两位先生就一些书稿的著作权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吵。会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与会代表参观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那时我注意到民族文化宫保存着大量梵文、藏文写本等资料。
回到华盛顿大学之后，我立即申请了研究经费，于1992年夏天再次来到北京。在中国同事的介绍下，结识了民族文化宫图书管理方面的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对我非常友好，允许我在里面查看各种珍贵的藏文、梵文写本。就像进入世界上任何一座公共图书馆一样，我可以自由地在民族文化宫里查找资料、研究文献。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很可能因为我是第一个向民族文化宫提出查阅与研究请求的外国学者，而管理人员事实上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外交事务”。
1992年的整个夏天我都泡在民族文化宫里，1993年夏天也同样如此。前后一共六个月时间，每天从早上开门到傍晚关门，一个人在民族文化宫查阅、记录资料，一些特别重要的写本还照了相。两个夏天的时间，我看到了无可计数的文献，大部分是我从未见过的，很多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些资料主要是1960年代初，为了防止遭到“红卫兵”的破坏，由周恩来总理下令从布达拉宫、哲蚌寺、萨迦寺、那塘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藏区寺院收集运来北京的。从书写形式来看，主要有：藏文写本、藏文刻本、梵文贝叶经、藏文贝叶经，还有少数其他语言文字写成的资料。“贝叶经”就是写在桦树等树皮上的文献。在民族文化宫，我第一次见到了极其珍贵的古代藏文贝叶经！
每天都在发现新东西，每天都很兴奋。就像一个迷失在糖果店的小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场景。毫无疑问，这段经历塑造并成就了我的学术，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没有看到那么多珍贵的写本的话，我恐怕无法取得后来的成绩。
我几乎是当时唯一一位在民族文化宫查阅资料的外国人，可以说是在那里工作时间最长、接触写本最多的。直到1993年夏天准备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本大正大学的几位学者前来拍摄了一些梵文写本的照片。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太愿意和我说话，基本无视我的存在。
在1992年和1993年的两个夏天里，我还遇到过几位藏族学者前来查阅写本资料，比如中国佛教协会的土登彭措；还碰到过一些藏传佛教喇嘛来借阅文献。但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过一位汉族学者来查资料、做研究。后来有一次问起中国最优秀的藏学家陈庆英先生，为什么不研究民族文化宫的写本，他非常惊讶于我居然可以在民族文化宫看梵藏文写本。因为他作为中国人却不被允许——不能在民族文化宫内的图书室查阅，更不用说像外国人一样拍成照片带出来。这事在我看来有点不可理解。听说王森先生对民族文化宫所藏梵文贝叶经进行了编目，但我没有见到过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