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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水城出土的浙刻本

2016-07-31 11:10:12      参与评论()人

图一

图二

2015年10月辞世的日本曹洞宗僧侣、东洋史学大家竺沙雅章(1930-2015)曾在《汲古》杂志第43号(2003年6月)发表过一篇《关于黑水城出土的辽刻本》(申军汉译文刊于2007年8月出版的《文津学志》第二辑,141-147页),讲述他如何自《俄藏黑水城文献》前六册所收汉文佛典刻本中辨别出许多的辽刻本,从版刻史的角度以具体的实物证明了西夏所受辽文化的影响。

竺沙先生判定辽刻本的标准主要是字体和版式。比如在编号TK88的《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中,“恩”、“界”、“就”等字所含“口”字,下面的一横都向左侧往外伸出,这正是辽刻本的字体特征之一。另外,辽刻本爱把“华严”和“涅槃”写成“花严”和“涅盤”,这一特点也出现在TK88中。从版式上看,TK88在尾题的前后打有格线,而在经书首题和尾题打上格线也是辽刻本独有的版式特征,这是已经由应县木塔出土的辽刻本所证实了的。

按照竺沙先生提供的思路,我们还可以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佛典刻本中析离出一种独特的刻本,这就是宋代刻于浙江地区的单刻本佛学章疏。这类浙刻本虽然尺寸和行款不完全统一,但还是带有一些极为明显的共同特征,那就是都作经折装,上下单边,每折四行,行间带有界行,风格极其统一的精整的欧体字,大字间有双行小字夹注,内容为佛学(以华严宗和律宗为主)章疏。我见过的这种浙刻单行本佛学章疏有以下几种:

一、清凉澄观(738-839)集,晋水净源(1011-1088)录疏注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南宋刊本零册多种(《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图版篇》,第190-195页;《解题篇》,52-53页)。此外,中外馆藏私藏零本甚多,恐繁不录。

二、长水子璿(965-1038)集《首楞严义疏注经》。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淳祐九年(1249)刊本十三册(《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图版篇》,181页;《解题篇》,50-51页)。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五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下册,949页;《宋元版刻图释》陈坚、马文大撰辑《宋元版刻图释》第二册,337页)。北京德宝2016年春季拍卖会曾上拍此书一页(图一),属于卷四之一,为静嘉堂文库藏本(仅存卷四之二)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所缺。

三、晋水净源集《肇论中吴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中残本(索书号:03171;此书为杨守敬旧藏,原是日本京都高山寺的故物,参《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125-126页)。北京德宝2015年秋季拍卖会曾上拍卷上残页,参看我写的《宋版〈肇论中吴集解〉残页》(《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6年1月24日)。

四、道宣(596-667)集《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北京德宝2016年迎春拍卖会曾上拍卷上残页,参看我写的《宋版〈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残页》(《上海书评》,2016年4月3日)。 在《不可轻言“夏汉勘同”》(《上海书评》,2014年9月21日)一文中,我曾提到《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八册(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1774页所收编号M3·0014[AE184 ZHi23]的圭峰宗密集《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卷下的印本残片(图二),这是中国的考古人员在黑水城发掘时找到的。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脑子里还没有上述浙刻本的概念。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张残片无论是在字体上(精整的欧体字)还是版式上(单边,带界行,大字间带小字夹注等)显然都和上面列举的浙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首楞严义疏注经》《肇论中吴集解》和《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属于同一类的东西,出自同一地区同一集团(可能在不同时期)的制作。虽然我现在还没看到对这类浙刻《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的著录,但是考虑到该书属于华严宗最重要的著述之一,而且其传世本正是经过《首楞严义疏注经》的作者长水子璿治定的本子,所以会存在其浙刻本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只是由于黑水城文献的挖掘过程十分复杂和混乱,而且其中还混有不少元代的东西,我们现在尚无法确知这类浙刻本究竟是在西夏时期传入黑水城地区的,还是在元代传入的。

录入编辑: 朱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