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的思考不像编词典那样单纯，对当今世界有着许多牵挂、许多思考、许多见解和许多忧虑，在沉思默想中，他变得有些内向而忧郁。
深夜，接陆灏电话，说陆先生发病住进医院，很危险。以后几天，每天他都来电话，告知陆先生的病情，最后一次，他说陆先生的女儿回来了，总算见到一面，意思是陆先生很难渡过这一关了。7月28日中午，楼乘震来电话告知，陆先生去世了。可见，关心陆先生病况的人很多。
在同一时期复旦大学毕业的同学中，除了新闻系同届毕业的同学每年相聚几次，其他接触较多的除陆谷孙，还有朱维铮、吴中杰两位先生。在复旦，他们三人的私交也不错。朱先生走了，吴先生远在澳洲，一年只能见上一面，平时能交谈的就只有陆先生了，而且住地隔路相望，见面交谈也很方便。所谓交谈，也都是路边人语，我走路，他散步，有时相遇，就陪着他围绕宿舍走上一圈。我们彼此也有过往，到家中小坐，也只是一杯清茶，谈上片刻，各奔东西。
我称他为“谷孙同学”，已经超越了复旦校友的概念，我们的确在同一个教室里听同一位老师授课。我在新闻系读书时，除了新闻专业课是本系教师讲授，其他的课都是由中文、历史、哲学、外语诸系教师上课。有时又会分别和中文系、历史系或外语系的同学，在某一教室里听某一门公共课。不是专题讲座，是要持续上一个学期的课程。那时的复旦就是个大染缸，各系学生在缸里染来染去，彼此有着交流，受各系学术的熏陶，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收益多多。
有了这样的交流和了解，我们共同的话题就很多，从校园内的佚闻趣事如捉蚊子、打麻雀，到校外五角场地摊、校门前的三路有轨电车叮当叮当的铃声。谈得较多的还是教授的风范和派头：一根手杖、一个提包、一件派克大衣，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傲和自尊，个性都很鲜明。谷孙常常感叹在复旦校园难以看不到这样的风景了。他现在已是名重一时的教授，但仍然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称他们为恩师。在复旦的各系中，外文系是小系，每年招生不多，教师也不多，但名师倒是有多位，尤其是徐燕谋、葛传椝两位教授，不只是外文好，而且博学宏达，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谷孙称赞他们教学生是“精雕细刻”。他继其薪火，托钵传经，不但精于教学，而且精于散文、杂文及现代掌故之学。外文系名师除了杨岂深、徐燕谋、葛传椝，还有我认识的伍蠡甫、林同济，都精于中国诗画。做古诗似乎是外文系的传统。我家小女在外文系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时，还参加“饺子诗社”，每月有任务有活动，学做古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