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周珏良和他那一代的英语教授，有一些共性。在青年时代，抗日危难之际，他们聚集西南联大，欣然完成学业；新中国成立后，毅然放弃对学位的追求，从海外归国，投身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虽历经“文革”磨难，仍坦然面对当初的选择，在花甲之年开拓英语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们将英语教学与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以此为荣，以此为乐。这源于他们共同的理想志向。
理想志向
早在西南联大读书之时，他们就有以英语言文学为业的志向。1948年，父亲以及留学英美的清华同事在彼此的通信中就学成回国后如何进行英语学科建设进行探讨，设想根据个人所长，李赋宁专攻中世纪、古英语，王佐良研究散文、莎士比亚；许国璋十八世纪，周珏良十九世纪。怀抱这样的理想与志向，1949年父亲归国时带回大约二十箱英语书刊，囊括了当时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文学著作。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时与志同道合的吴景荣、王佐良、许国璋等，共同承担了英文系的工作。在这块用武之地上坚守岗位四十余年。
无论是1960年代初的《英美活页文选》（1983年扩充为《英国文学名篇选注》），1980年代开始编写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还是1990年代父亲生命最后一年的《英诗选释》，都有一个始终不渝的宗旨：中国学者为中国读者而写。《英美活页文选》其初衷就是希望喜爱和研究英国文学的青年能够有一本比较符合中国读者需要的原文选本。《英国文学史》既强调用中国文学史家的眼光，又注重吸收外来新思想的精华。《英诗选释》更是希望读者通过诗歌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
作为英语专家，当国家需要时，他义不容辞。1953年至1954年他赴朝鲜在开城（松都）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担任谈判文件翻译，1960年11月参加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工作，1961年5月至1962年7月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工作。1975至1980年在外交部翻译室负责外交翻译，同时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周恩来选集》、《毛泽东诗词》等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这些第一线翻译的实践，累积算下来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使他对于英语翻译和高级人才的理解更为深刻，既掌握诗歌文学译文的文采，也把握政治文献的准确与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