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小礼堂的培根坐像
圣保罗大教堂的约翰·多恩纪念碑
为纪念杨周翰先生的百年诞辰，世纪文景以纪念版的形式又重印了六卷本的《杨周翰作品集》。收到出版社惠赠的样书，不禁感慨不迭：先生若能亲眼看见这些著作如此精美地汇集出版，该有多好！
六卷文集中，如若再要选一部作为杨先生的学术代表作，那显然应推《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先生这部专论，虽只有二十二万言，然而字字珠玑，其内容之丰厚，见解之精辟，同类著作中罕有其匹。此次拿到新版赠书，又从头至尾认真细读一遍，阅读间隙，当年受教于先生的件件往事，又一页一页浮现在眼前。
1986年从国外访学回来，曾专程来京一趟看望先生。先生拿出一本新出不久的文集《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题赠与我，并笑吟吟地解释说，1981年底送我们毕业离校后，他去复旦开了一期“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课，回来后又给北大的同学重上了一遍，此书就是在这门课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说到这本书，先生又一次提及我们念书那会儿他的一句治学口头禅：讲文学史，无非就是“说说唱唱”。“说”就是讲历史，“唱”就是读作品。而他所谓的“说”，则还有一条：即“凡别人说过的，就尽量少说，若别人已经一说再说，那就不说；而别人没说的，那就多说几句”。先生的这几句话，说起来，听起来，都很轻巧，可真要做起来，却非常不易，这里有一个按什么标准决定说与不说、少说或多说的问题。按先生的要求，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取法乎上”，而何以为上？那就要突出学术的原创性，“言他人之所未言”，原创性高方为上。因此，不说、少说或多说，其实都是为保证学术含金量而设定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