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现在石刻研究也不能算是一个热门吧。只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石刻的人多一点而已。传统的金石热和现代的石刻研究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晚清文人的金石热主要是一种上层文化消遣,“避席畏谈文字狱”,躲开政治,玩玩古物。传统国学家搞金石学,把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文字石刻上,连图像都不怎么涉及,主要就看字。这跟传统学术的研究范畴有关,所谓金石之学是附着于传统经学的,目的主要在于“证经补史”。传统文人能从石刻里找出一点和经史有关的材料做一番考证,就已经很满足了。而现代研究古代石刻,首先应该从属于考古学。考古学是伴随着现代学术发展才在中国出现的,涉及面非常广,古人留下的一切文化遗迹都属于它的研究范畴。考古学注重实物考察,尤其注重下到田野进行调查发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有一段时间向“老大哥”苏联学习,苏联的考古学研究所特别唯物主义,不叫考古所,叫“物质文化研究所”。所以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曾经也受苏联很大影响,注重研究物质文化。这和专门研究文字的金石学就很对立了。金石学甚至还被称为遗老遗少的学科,边缘化了很多年。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石头就是一种物质,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形成了哪些实用形制,通过石刻如何表达人的各类思想、感情?这些都应该纳入现代的石刻研究。所以,我现在做的石刻研究,基本上是从考古这个角度出发,而不仅仅是传统的金石之学。但是文字石刻有自己的特点,尤其古代中国有丰富悠久的文献记载历史,所以,仅从物质研究的角度去研究石刻是不够的,传统金石学的一些研究还有其价值所在。近几十年来,对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考古学如何去研究古代思想文化的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重视。对石刻资料的关注与研究应该也与学术界研究方向、研究思路的改进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