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出版人潘耀明分享与巴金交往点滴
潘耀明（右）1987年拜访巴金（左）。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今年是《随想录》创作完成的三十周年，《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曾是《随想录》（1986，香港）中最重要的一部《真话集》的责任编辑，9月29日晚应巴金故居之邀他为上海读者分享了自己与晚年巴金的交往。
《随想录》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为巴金1978年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的专栏集结。从巴金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其间历时八年，长四十二万字。自第一篇《随想录》在《大公报》发表后，巴金、《随想录》就与香港联系在一起，从最初的“酬答友情”到一百五十篇《随想录》的发表，其间引起的各种话题和讨论也使香港处于事件中心，对《随想录》而言，香港不仅是一个重要注脚，其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在《随想录》研究中需要被重新探讨和言说。
感怀与巴金的交往潘耀明感叹，“最主要的是，巴老教导我怎么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受益匪浅。”
潘耀明称，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将巴金所有的著作基本上都看完了。作为出版人，他接触过很多老作家，但巴金本身是意义非凡的，“他是非常严谨的，不光是他的写作、讲话，他的生活就很严谨。在我来讲，给我一种仰视的感觉，而且巴金好像不大开玩笑的，他写稿都是认认真真的，包括他写给我的信都是一笔一画自己写上去的。”
在潘耀明负责出版巴金《随想录》的期间，他跟巴老靠书信往来，现在手头上还留有十余封巴金的来信，这次为上海读者带来其中半数。
这封信是1978年到1980年潘耀明对中国作家做一些研究时，向巴金请教问题，他所做的答复。信中还牵涉到巴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潘耀明解释，当时法国的一批汉学家准备向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提名巴金，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问巴金这个事情。巴金的回复是：“诺贝尔奖金的事我也不清楚，大概是谣传，或者是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愿望，好像他们在为之努力。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认为在东方，印度和日本都有人得了奖金，也会有中国人闯进这个‘禁区’的。”
潘耀明说自己曾多次听闻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的演讲提到巴金，但可惜的是当时法语翻译不够，而且没有将巴金所有作品翻成外文。他认为巴老这样的作家是有机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影响和超凡的意义，这两点在巴老的作品中已经具备。”
这封信是巴老答复潘耀明编巴金著作表时的问题：“《学徒生活》不是我翻译的，这本书我不曾见过。《西班牙的血》是一本画册，我印过两次，1938（自印）和1951（平明出版社），在每幅画上加了短短的说明。”
潘耀明回忆道：“当时我们刚刚开放，很多资料都是旧的，很多没有跟作家本人核实。以前没有电脑，为了研究作家我就在客厅里面好像中药铺一样，一个个贴上作家的名字，然后将我读到的一些资料影印对应着放好，这样搞了几十位。因为刚刚开放，很多‘文革’复出的作家在我们那边出稿，得一一跟他们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