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诗文集》（三联书店2016年6月）：二十二年前读到《三姐夫沈二哥》、十年前读到《卢前笔记杂抄序》，都深为张充和记人叙事之简素悠远所叹服。此书搜罗齐备，包括其诗词及早年在报刊发表的散文小说，文献价值甚大。那种好看的记人妙文还有《从洗砚说起——纪念沈尹默师》《仕女图始末》《二姐同我》数篇。
《伺母日记》（曹乃谦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前两个月曹乃谦先生来邮件说，将出一本散文集，出版社想同时收录他写的一些书法作品，要我将他写的一副对联拍照传上。就是这本书。记得几年前，我在古剑先生处见到过一册香港的文学杂志，一张照片上有曹先生写的对联，写得极好。正好看到台静农写的一个对子“读书不求甚解，饮酒如其为人”，于是写信去请曹先生写，因为他喜欢喝酒，我采访他谈小说创作，他正是用了喝酒来形容。一转眼，已是十年前重庆的火锅往事了。我还记得一起喝的是啤酒，记得他写字不喜欢用带格子的纸（“小气”，他说）。但是那本香港杂志，却怎么也想不起名字和期数，古剑先生也想不起，曹先生也想不起，真是怪事。
《我想变成一本书》（王璞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散文这种文体，几乎人人会写，我喜欢读那种温度不太高的——就中国人写的而言，都太热情了，要么太温情，缺乏一种“冷叙述”。几年前，在报纸上读到王璞女士回忆香港报社故人的文章《鹿颈》，一读难忘，后来再读到回忆父亲的《开拉气》，又忍不住在网上买了她的《红房子灰房子》。都是那种冷冷的调子。
《川上集》（唐振常著，三联书店1996年11月）：说来惭愧，我一直就只记得唐先生为川菜下的定义——是麻不是辣，这本随笔集今日从旧书店淘到，系本地一位藏书家的旧藏，粗翻几页，恍若未读过。花了两天重读一过，可记者有二。一是写到了《小城之春》的编剧李天济，这部电影的评论文章读过几篇，似乎都着重导演或演员，少有论及编剧者。二是唐先生写罗孚的文章（《〈丝韦卷〉读后》），可谓深于人情世故者，对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体察入微。本来我以为自己写《北京十年》搔到了痒处，此番对照，顿有云泥之感。前辈不可测如此。因为读了这篇文章，我又折回旧书店去买了《丝韦卷》，这本书是港版，是前一任书主托人在香港买的，《川上集》则是他（她？）购于香港，不知道这两本书在上一任那里是否因缘也是如此。
《书魂寻踪》（韦力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7月）：以前读韦先生的寻访文章，比较奇怪他何以要浪费笔墨，去记一些杂事、琐事，或是一些与正经“文章”不相干的人物。这次读到他在山东桓台县寻访王士禛墓的遭遇，终于“理解”了此种记载之必须：在寻访中遇到的古迹毁灭自然现象，与受到的刁难、各种官僚化作风等等，都是当下社会的“文化现象”，密不可分，是我们的“时代特色”。
《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卢玮銮著，香港华汉文化1987年版）：这是一本珍本书——由作者小思女士签赠给陈原先生，我因为对“南来作家”感兴趣，托朋友从收藏者处借阅。自从读到李翰祥的回忆录里写及大量的北方艺术家到香港发展，以及后来大陆易帜之后，去香港的各色人等，“南来文人”一直以为是指这个时间段里的这些人。显然，这个群体不仅时间跨度大，人群庞杂，亦有强烈的政治指向。不过，小思梳理的是萧红、丰子恺、戴望舒、陶行知、茅盾等人在香港的踪迹，时间都在1950年前，她定义的“南来文人”又有不同。最近读到舒非为《也斯的香港》一书作序，其中说：“‘文革’后又有大批南来作家移居香港……”可知“南来”这个词的含义宽广，实由于是香港对于内地作家移居香港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