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第二本书》（陈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与她的第一本《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的关系像一个倒叙的故事，镜头从莫斯科郊外的塔鲁萨小镇拉回到1919年的基辅，而生活的场景也随之骤然开阔了很多。这本书本来是计划写阿赫玛托娃的，但是后来有很大改变，变成了主要讲述她与曼德施塔姆的相遇和日后的共同生活和心灵共鸣的轨迹，从中更多反映出她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所产生的回忆与反思。当然，在她个人的觉醒与反思中无处不在的还是曼德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玛托娃，还是他和她的诗句。但是无论如何，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作为一个作家的主体性已经鲜明地独立呈现出来，那就是她在回忆中的“我”的追问和反思；这在第一章“我”的题目和内容中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娜杰日达对“我”这个概念以及在那个时代中的存在状况的分析有多重维度。首先是“我”的消失和禁忌，“在这荒蛮的混沌之中，‘我’这个词语消失了。它几乎变成了一个可耻的禁忌主题。当所有人都遭遇同一种命运时，谁又敢去谈论并抱怨自己的命运呢？”（第3页）但是，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压制，而还来自另一种道德压迫：在面对普遍暴行、每个人都分担着共同命运的时代中，过多地考虑和谈论“我”是会令人产生内疚的。她对这种道德压迫的描述令人颤栗：暂时还在自由中生活的人无法忘记那些被驱赶到铁丝网后面的人，因此我只能思考那些一去不返的人和那些永远在等待亲人的人；当不断传来有人被逮捕的消息，而每个消息都会在尚未痊愈的伤口上再度激起疼痛的时候，谈论“我”是可耻的。因此，“和所有的苦役犯、一百零五里外居民和女俘虏一样，我思考的仅仅是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我和那些与我类似的人因同一个，也是惟一的问题而饱受折磨——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思考这一切的时候，我既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命运，甚至忘了我说的就是我自己，而非其他什么人”（第1页）。她曾经激烈地批评阿赫玛托娃最糟糕的缺点就是她的“自我中心”，这甚至让我想起在“我们”中间也曾有过的讨论：在斗争中的“自我”与舞台和聚光灯等问题。其次，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娜杰日达的反思正是从“我”的消失开始，她意识到这正是时代的病症。“在我们这个批发死亡、将人活活塞进绞肉机的时代，保留个体感受以及‘我’的感觉难道不是一种功勋吗？这种时代催生的根本不是个体的感受，而是以‘谁有本事谁活命’为原则的个人主义。”“‘我’的丧失并非功绩，而是一种时代病。我在自己和周围所有人身上研究出这种病的症状。”（第3-4页）症状很多，原因则只有一个：所有正常的社会关系（如家庭、朋友圈子、阶层、团体）的崩塌和消失，只有你一人独自面对那个主宰生死命运的神秘力量；她认为这是时代顽疾中最显著、最纯粹的特征（第5页）。在她的分析中有点悖谬的是，当社会中只有孤单的个人的时候，自我反而消失了，她用“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那些失去自我的人的行为。
但是，比这些症状描述是否准确、恰当更为重要的是，娜杰日达指出“和‘我’同时消失的还有生活的意义”（第6页），这是关于“我”的议题中的关键问题。曼德施塔姆年轻时曾吟诵过：“若此生没有意义，我们就毋须谈论生活……”这诗句对嘲笑那些苦苦思考生活意义的人，是否也有点意义？就在这里，娜杰日达谈到生活的意义存在于相互挽救的你、我和诗歌与读者的关系之中，她的描述是颇为动情的：“我们不见天日地活着，没有任何外部支持，不敢说出珍爱的名字——只能低声地、独自一人悄悄地说，对着一首首诗颤抖。”之后，希望的微光乍现——由于地下出版，诗歌仍然有自己的读者（第6页）。在“我”消失的时代，诗歌使“我”得到保存和重生，“诗歌”与“帝国”的对立因此而建构起来。关于诗的尊严与光荣，似乎很难比娜杰日达的这句话说得更尖锐和更有分量：“我们国家因诗而杀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尊敬诗的标志，因为这里还有人能以诗为生。”（第9页）她也因此而高扬和坚守着传播诗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