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东林旧迹”牌坊
我最初耳闻姚大力老师之名，主要因他是一位蒙元史专家；后来得到一些请益机会，知道他对整个中国民族史都有独到而富于同情心的见解；最近获读其学术随笔集《读史的智慧》，发现其学域之宽广远超我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像自己笔下的草原民族，过着游牧般的学术生活：早期的汉字书写、宋金元的道教生活、欧洲近代的殖民扩张、十九世纪西方列强权力格局的演化，皆在其阅读思考范围内（当然不须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他则是深耕细作，成就斐然，有目共睹）。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姚先生曾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下过一番切实工夫。这直接地体现为书中几篇评述密尔《论自由》、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和徐复观政论的文章，间接地，则是全书许多篇章背后所弥漫的一种立场，不动声色，偶露激昂。
这立场的核心观念，我们可以在他对拉铁摩尔的一段评论里找到：“拉铁摩尔确实具有某些与针对他的所有这些臧否相关联的性格特征，那应当就是他对边缘人群的天生同情心，和过于简单、因而也是他特别容易受蒙骗的理想主义眼光。”因此，“当年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与遭遇其侵辱的中国之间，他站在中国一边。在清朝、民国政府与饱受不平等待遇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他站在少数民族一边。在蒙古僧俗上层和被他们欺压的蒙古大众之间，他站在普通平民一边”。一句话，在强权与弱者之中，拉铁摩尔永远选择站在弱者一边。
这是典型的“仁者见仁”，因为它就是姚老师自己的立场。身为一位专业史家，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呼吁反省和批判“大汉族主义历史观”、充分理解少数民族的“情感、意愿与主张”的重要性。或许会有人以为这话只是一句“政治正确”的口头禅，缺乏理论原创性。但这是不相干的。若把它看作一句口号，确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这并不减弱它在实践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想想看，有多少汉人学者和干部不假思索地以少数民族代言人自居，却从未曾想过，自己应该哪怕只是粗浅地学习一点少数民族的语言——语言是一个民族梦想和经验的家园，其中浸透的世界观不能轻易地为另一种语言所通约。如果连这个基本原则都被忽略，任何高调都会失去起码的道德音准。因此，仅仅这一事实就告诉我们，“大汉族主义”仍是许多人思维的潜在起点。如何“更多地引入少数民族自己的各种叙事和声音”，沿着其自身的意义与逻辑脉络去理解其言行举动，仍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和社会任务。
单从学理来看，这一呼吁的确展示了中国史学界最近二十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识：每一个人、每一群体、每种文化皆有其不可化约的个性和平等表达自我的权利，并不存在一种能理所当然覆盖他者的全景视角，因此，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应着力将他者作为一个“主体”来认识。事实上，在这些“政治正确”的言词背后，有一道目光，悲悯地投向我们历史观念最为幽深之处：历史是否只是强力意志的体现，而所有的“边缘”人（群）只合做个配角，说完规定台词便倒地牺牲或匍匐在地？
在姚先生那里，这道悲悯的目光所及之处，不只是民族和边疆。书里有一篇《另一半东林遗事》，涉及一个更普遍的现象。明季东林党中那些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历来备受史家瞩目，而姚先生在此之外，又多了一重关心：那些东林党人的家属有何遭遇？无论是否心甘情愿，她们都不得不去分担儿子、丈夫、父亲的凄惨命运，然而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她们的身影却一向处于道义光芒的照耀之外。看到这里，我猜不少历史系的年轻学子会抚掌称叹——打捞失语者，已是史学大潮，那些为政治迫害波及的眷属，却至今尚未获得正面描绘，姚老师的选题技巧真是高人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