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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谈清华史学传统(3)

2016-11-13 13:00:58      参与评论()人

张国刚:蒋廷黻是留美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开路人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说自己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写《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另一个就是蒋廷黻。清华历史系的首任主任陆懋德,研究兴趣是周秦哲学和经学,罗家伦任校长,解除了陆的职务(陆去了北师大),蒋廷黻就任之前,他自己兼任历史系主任。他与蒋廷黻是留美同学,都对近代史和外交史感兴趣,所以他聘蒋廷黻前来担任系主任。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执教并任系主任六年(1923-1929),在清华大学执教并任系主任六年(1929-1935),对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和外交史贡献甚大。

国学院与历史系并存过一段时间,此时陆懋德任历史系主任,他主政时期(1926-1928),清华历史系偏重古代部分,蒋廷黻(包括罗家伦代理系主任)时期,对清华历史学科建设的主要贡献,是要完善学科布局,除古代史外,还要重点发展近代史、外交史、外国史,他本人身体力行,撰写近代史论文,因为当时有人对近代史是政治还是史学抱有怀疑。1933年,蒋廷黻指导的学生邵循正的论文是《中法越南关系始末》,陈寅恪指导的学生朱延丰的论文是《突厥考》,最后是邵循正出国,而不是朱延丰,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廷黻的加强近代史、外交关系史研究的治系旨趣。此外,还有加强图书资料的购买:从琉璃厂购得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杭州购得大批宋元明清善本图书,也注意订购外国图书资料等,大大充实了清华的馆藏。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蒋廷黻也雄心勃勃,特别是引进了雷海宗。雷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研究西方历史,实属罕见。他也是清华学堂毕业生,1932年被蒋引入清华历史系,1935年蒋从政后,经过短暂的刘崇鋐主政,雷海宗接任历史系主任。

清华历史系在北平以及后来西南联大时期,名师也不少,这些教授的教学和研究情况如何,有没有形成清华特色?

张国刚:这个时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阵容已经相当可观了,比如,中国古代史方面,有雷海宗(上古史、中国通史)、钱穆(先秦史、秦汉史)、陈寅恪(中古史)、张荫麟(宋史)、邵循正(元史)、吴晗(明史);外国史方面有王信忠(日本史)、原田淑人(考古学)、噶邦福(俄国史、希腊史)、刘崇鋐(西洋通史、英国史)、王桐岭(中国通史),兼课教师有朱希祖(中国史学史)、萧一山(清史)、姚从吾(蒙元史)、谭其骧(历史地理)、齐思和(西洋史)等。不仅是留学生回国任教,而且清华历史系自己也培养了很多史学大家,比如吴晗、王信忠等都是清华学生。许多他校的学生如夏鼐、何炳棣也都慕名转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

学科齐全了,也正规化、专业化了,学术风格也就多元了,各个老师的研究兴趣不同,很难梳辨出一个清晰的、统一的特色了。雷海宗虽然得到蒋廷黻的欣赏,但与蒋廷黻有异见的陈寅恪却不认同,雷海宗的“文化史观”、“战国策派”理论,都不为历史系同仁所赞同。钱穆给文科生开《中国通史》,系主任雷海宗却只能给外系理工科学生开《中国通史》。可见,雷海宗这位系主任已经没有当年蒋廷黻那么强势。但是,雷海宗的谦卑和克己,恰恰成就了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历史系开明和开放的风气。

大牌教授陈寅恪、张荫麟(两人均中文系、历史系双聘)、钱穆、雷海宗等,各做各的研究,还可能互相看不起,各行其是。陈寅恪就与钱穆不完全对劲。这种情况在蒋廷黻主政的时候就存在,蒋廷黻认为杨树达(中文系、历史系双聘)只知文献考据(训诂),不作汉史研究,对他很不欣赏,陈寅恪恰恰最欣赏杨树达,杨的代表作有《汉书补注补正》等,被陈称为“汉圣”。雷海宗主政时期,教授有自由研究的空间,恰恰表明清华的学术风气很正,每个人可以做自己的学问,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