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约翰·理查德森的《毕加索传》极其细致却不繁琐,其中第一卷写于1991年,描述1881-1906年的毕加索,艺术史上一般称为“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在作者看来,马戏团、流浪汉、妓女等边缘群体之所以频频进入毕加索的画作,不能把它们抬高到社会关切,它们更贴近理查德森的弗洛伊德式阐释,一种安达卢西亚式的对好奇之物的强烈凝视。
毕加索,裸脚女孩,1895(时年艺术家14岁)
作家张炜写过《远逝的风景》,品读域外的画家。这是一部华丽的美文集。少年毕加索画出《裸脚女孩》、《老渔民》等作品,张炜赞叹“这个稚嫩的生命竟然对人生和世界的苦难、对世间的奥秘知道得那么多那么早”,从那以后,“他还要面对一个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时代”,他所有的画作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生命的全部悲凉无告”。
观者不同,对“哈姆雷特”的看法各有不同。对应“毕加索”,诸如张炜使用的“不可思议”“强悍茁壮”“伟大狂放”这类大词,经常被人们不吝惜地堆叠其上。毕加索的传记数量很多,中国作家如唐林、杨斌、何华,都将他塑造成德艺双馨的学习榜样。外国作家却往往对其颇有微词。阿莲娜·S.哈芬顿的《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把毕加索的作品与人格分离开来,还原了一个人性化的毕加索,但这部传记聚焦于毕加索的私生活,对艺术的赏析能力不够。约翰·伯格的《毕加索的成败》较为出色,这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满怀悲悯,描述毕加索被鲜花包围的名人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力的衰竭。我们都需要有意识地抵御声名和地位的负重。不过,限于两百多页的篇幅,伯格只能精要的,点到为止。
毕加索,自画像,1901
英国作家约翰·理查德森的《毕加索传》消弭了以上传记的憾处。他的这部传记极其细致却不繁琐,作品分析与人物生平糅合得非常好,兼有艺术高素养与流畅的叙事风格。理查德森与毕加索的友谊起于1953年,当时他们拥有共同的朋友圈,结交之后有了写书的计划。这个计划在毕加索生前就得到了资助,《毕加索传》全四卷英文版目前已完成前三,写作时间跨度之大非常罕见。其中第一卷写于1991年,描述1881-1906年的毕加索,艺术史上一般称为“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中文版已引进。
虽是“官方指定”,并不阿谀奉承。米歇尔·福柯在《作者是什么》里批评了长久以来我们把艺术家当作天才来关注的观念。喜欢一位艺术大家,并非定要让他成“神”。一味供上神坛,同时,也是彻底隔离。与其以想象的方式将毕加索置于历史的荒原,不如放他回到世俗,以平视的目光接近他的生活。理查德森的作品恰如福柯所言。时不时爆出“黑料”,然而绝非刻意的污名化。他以接近贬抑的方式,摒弃了喧哗的噪音,重新赋予毕加索“人的正当性”,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他的艺术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