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作品
如果说50年代的台湾文艺界还处于被政治色彩浓重的文艺作品和远渡客的怀乡文学一统天下的时代，60年代则属于新一代年轻人热烈拥抱现代主义，寻求自我身份确认的历史时刻；及至70年代,作为对上一个十年过分西化的反弹，民族主义与本土运动又微波回澜；在随后的20年经济发展中，乡土台湾也迅速地被城市化收编，田园、小镇的影象渐渐淡去，货郎、刻印匠、邮差、雕花木门也被身处的空间渐次剥离。
就是在1950年，阮义忠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一户木匠人家，在西风初盛的60年代度过了懵懂的童年，又于忆往追怀的70年代真正长大成人，告别学校。初识摄影，先天的时代情绪便促使他用影像记录下了千般百种的乡愁：成年对童真的乡愁；游子对家园的乡愁；车水马龙的都市对田野农耕的乡愁……
他跋涉于旧日的乡土、温淡的老镇，记录下遇见的每一张淳朴面孔，寻找着某种恒定的价值与久远的呼唤，似乎是有意留待几十年后，把这些散落无踪的乡愁，投递给我们这些早已不识故乡的年轻人。
阮义忠说：“会用相机镜头去看一个人，已是用情了；会拍下一张照片，已是有亲了。对摄影家而言，被他拍下来的陌生人，在某个意义下，都成了乡亲。”
他多年保持着定期使用120相机的习惯。将双眼镜头的相机捧在胸前，垂头望着毛玻璃取景，似乎使用这种相机，就和童年、故乡有了联系，入镜的，也都变成了乡亲。而相较于长方形的外放，这些四四方方的构图显得格外内敛，也仿佛将乡愁框得更紧了。
本篇图文均摘自阮义忠《正方形的乡愁》，感谢文治图书授权转载。
pic1 台北万华1973
一个时代的刻痕
这种借店家走廊，在柱子旁摆摊营生，熬上大半辈子的事，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在我还不会拍照时，这位刻印兼画像师傅就在台北万华龙山寺的对面巷口干活了。
当时，我的午、晚餐多半在龙山寺附近的小吃摊解决，每次路过华西街，都会看到这位总是低头干活、从不出声的师傅。凳子是他的刻印台，座位是躺椅，累了往后一仰就可休息。画像则是把顾客交付的小照片拿回家，夜里加工，用炭笔画成一大幅。挂在柱子上的日本女明星与清末民初妇人肖像就是手艺证明。傍晚收摊时，画像与刻印工具箱放进柜里，连同躺椅、板凳一起用加锁的铁链拴在柱子上。
入伍服役三年后，我重返台北，在《汉声》杂志工作，发现这位师傅竟然依旧坐在同一个位置做同样的事。学会拍照之前，我觉得他只是一位刻印匠；但把相机对准他，低头注视对焦屏时，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刻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