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艺复兴运动对北欧建筑的影响有限，然而，在合适的条件下，更加灵活、更具戏剧性的巴洛克风格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取得了巨大成功。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宫廷赞助的一些建筑设计显示，尽管巴洛克式风格在罗马正方兴未艾，但在别的地方，它却已经完全转变为服务于专制主义统治者的工具。那些试图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空间权力的君主们喜欢采用巴洛克风格，因为它能产生有力的宣传效果。新的空间秩序，包括城市宅邸以及乡村广场，支持和象征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那时候，欧洲君主如同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和德里的君主们，都试图迫使拥有土地的土地贵族和城市市民将权利转让给权力日渐集中的国家，而且往往大获成功。
法国的亨利五世便是这些君主之一，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玛丽·德·美第奇。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长时间对抗的内战末期，亨利来到了巴黎。他宣布将在巴黎举行一场弥撒仪式，并在战争胜利的前夕即1593年皈依罗马天主教。他在1610年遇害，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统治。他执政于佛朗西斯一世和亨利的孙子路易十四世的统治时期之间，是该时期最重要的法国国王。
在十六世纪，欧洲皇权极少涉及城市空间的重组。像克拉科夫这样的城市的居民也对利用民民用建筑进行集体展示不感兴趣。相反，那些有经济实力的人们努力利用房屋立面的设计来彰显自己较为鲜明的个性。然而，这种现象却在十八世纪的巴黎发生了变化，因为亨利通过一系列城市干预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城市，而这些干预手段成为了他的统治权利的象征。他在巴黎修建了第一批广场。这种公共空间周围环绕着雷同的建筑，就像伊斯法罕的更大规模的练兵场一样，不过这里换成了民用建筑而已。其中，只有最早修建的广场道芬广场（Place Dauphine）被部分保存了下来，但建于1605-1612年的亨利四世（Place Henri IV）广场或者说今天的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仍然是欧洲城市的骄傲（图11.1）。
图11.1 法国巴黎的亨利四世广场（孚日广场），建于1605-1612年
亨利最初旨在修建一个容纳丝绸工人的广场。丝绸是法国的主要进口产品之一，而他希望鼓励当地人们生产这种珍贵商品。然而，最终在广场周围居住的人们大多为贵族。与广场本身的规则形状同样重要的是广场各立面的统一。事实上，也只有各立面是相似的。在这些公共面孔之后，独立建造者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修筑。环绕一层的拱廊证明了这个广场最初的商业目的。根据商业用途而设计的相关建筑秩序和细节装饰在这些房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房屋大多为砖砌结构，且以更贵的石材修边。总体来说，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古典细节在北欧没有像在意大利那样受到重视。相反，如同在香波城堡和哈德威克庄园一样，在北欧建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是一种稳定而清晰的等级秩序感。这种等级秩序感体现在四座中心阁楼的高度上。阁楼分立于广场四面，两两相对，比其他阁楼更高。
尽管这些立面只有极少明显的意大利特征，但以规则线条划分的城市空间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意大利先例建筑进行组织的。这个建筑先例便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远为动态的罗马坎皮多里奥广场（Campidoglio）。该广场几乎与孚日广场同时竣工。两个广场都以身着骑士装束的统治者雕塑为中心：罗马坎皮多里奥广场以古罗马帝王马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雕像为中心，而巴黎的孚日广场则以亨利五世本人的雕像为中心。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历任法兰西国王都在位于其统治领域内的城市中修建了皇家广场。这种潮流从法国传播到了整个欧洲。这些广场的中心如同孚日广场的中心一样经常被视为最早的公园。随着从巴黎这座欧洲最大的城市直接步行至乡村地区变得日渐困难，开辟公共空间大受欢迎。
尽管孚日广场的大多数居民为贵族或其仆从，城市市民作为最初的目标群体确实在十七世纪获得了大量经济权力。他们试图将这种经济权力转变为日渐增加的政治权利，且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成功。随着法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其主要亚洲贸易伙伴和非洲、亚洲与美洲的新殖民帝国转向商业经济，贸易和手工业生产逐渐取代农业成为私人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亨利之子路易十三世的统治下以及亨利英年早逝后在玛丽·德·美第奇的摄政统治下，这个以新教徒为主的阶级逐渐获得了堪比传统贵族的地位。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是通过购买贵族头衔加入贵族阶级的，而出售贵族头衔是王国政府以及巴黎周围的乡村宅邸的主要收入来源。购买庄园能免除缴税义务，这也是放弃贸易所能得到的回报。此举使得新兴的富裕土地所有者们特别热衷于炫耀自己新得的社会地位并重新规划土地以创造财富。
这项措施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欧洲基督教地区修建了众多精美的园林。其范例之一便是沃勒子爵城堡（Vaux-le-Vicomte）。这座城堡是为路易十四的大臣尼古拉斯·富凯（Nicolas Fouquet）修建的，建于1657-1661年（图11.2）。建筑师路易斯·勒沃（Louis Le Vau）和儒勒·哈杜安·孟萨尔（Jules Hardouin-Mansart）设计了这座城堡（在法语中指乡村别墅）。查尔斯·勒·布朗（Charles Le Brun）参与了城堡的装饰，而景观设计师安德烈·勒·诺特（Andre Le Notre）则设计了园林。如同香波城堡一样，子爵城堡保留了典型中世纪城堡的精华，修建了一条护城河。除了强调城堡的古典细节外，该城堡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对其周边景观进行了大规模重新规划。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有关自然和神圣秩序的关系的文艺复兴观点，远不只是像伊朗萨非王朝和印度莫卧儿帝国一样，修建园林是出于对打猎和园林的热爱。这里展现的规则同时也代表了大部分十七世纪法国哲学观点的理性。这种哲学观点鼓励人们对自然法则进行学术性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理性的强调与同些年间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对情感的强调的不同，以及关注重心从神圣和精神世界到世俗和政治领域的转移。
图11.2 法国沃勒子爵城堡中由路易斯·勒沃和儒勒·哈杜安·孟萨尔设计的城堡以及安德烈·勒·诺特设计的园林，建于1657-1661年
子爵城堡展现的工艺衍生于对法国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的技术。比如，防御工事的设计对有序的新空间规划和该过程中采用的技术具有重要影响。十七世纪时，随着只效忠国王的常备军取代贵族封地，法国的旧防御工事被拆除。然而，边境却在不断修筑新防御工事。景观与这些新要塞之间的联系对当代人来说非常明显，更不用提工人，他们中有很多同时参与了要塞和园林的修建。园林中苗床的设计受到了织物设计的极影响。苗床相对较小，里面密种修剪后的植物，被称为苗圃。当时的另一个重要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大肆宣扬要将法国建设成一个面向本国贵族以及外国市场的奢侈品中心。此前，法国贵族和国际市场均受到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潮流的影响。法国的出口类奢侈品制造业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时，原材料长距离运输的费用仍然高昂，但法国织锦类产品的市场很快就一直扩展到了美洲地区。
子爵城堡是法国园林传统的诞生地。在这种传统中，将自然视为几何抽象物的理性观点凌驾于对自然尤其是水源进行控制的更加普遍的权力表达方式之上。这种园林在今天看来是人造的，但十七世纪的法国人认为它反映了潜在且神圣的自然秩序。广阔的子爵城堡园林中这种融合了军事工程、以业主为主导的样板制作以及对水进行控制的设计是由一个平民构想的，但将这种综合设计与欧洲最为强大的君主联系在一起则促进了整片欧洲大陆上的君主和贵族对它的接受。1661年，路易十四独立掌权。他的母亲即奥地利的安娜之前一直摄政。当富凯在子爵城堡邀请所有宫廷官员为路易十四举行庆祝会时，路易发现了这个有助于他实现雄心壮志的合适舞台的用处。不久之后，富凯因挪用公款被捕。路易抓获了富凯聚集在此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并将他们带到了凡尔赛。
在路易十四的漫长统治期间，法国超越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成为了欧洲的财富和时尚中心，修建了欧洲最豪华的宫殿。路易十四称自己为太阳王，并极其坚定地宣称“我就是国家”。在路易的统治下，法国的中央行政机构甚至最终蔓延到了极小的村庄。最初，路易斯像他的祖辈一样从巴黎进行统治。然而，他在那里感受到了贵族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威胁。前者曾在他年少时期对其母亲的摄政统治进行过反抗，后者具有的特权也难以控制。他将父亲位于凡尔赛郊区的狩猎小屋改建成了欧洲历史上最大最豪华的宫殿，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图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