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联膺于1933年3月27日写下第一篇日记,那时他刚刚18岁,“觉得人生每一天每一时,甚至每一秒钟都有记的可能,尤其在青年时代。”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在北平读书,像一个最普通的学生一样为月考发愁。
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日军战机首次盘旋北平,吴联膺在日记中写下:“五月十一日,飞机初次来北平纪念日(晨五时〇五分)。”
他在不同的大城市生活过,对各地的城市管理、风俗民情也比别人敏感,从上海到了北京,他对北京灰尘大感受尤为深切。而在苏北根据地期间,当地人一天只吃两顿饭,过年天不亮就起来吃饺子,吃完又去睡觉。吴联膺很不习惯,就把这些细节都写在日记里。
熊月之身为历史学者,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研究素材。吴榕美则从整理父亲的日记中,看到了家族的变迁,还“第一次知道了父亲的情感生活”。
吴联膺 在新安旅行团队伍前。
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日记
《乌扎拉日记六十年》出版之前,吴榕美找到熊月之希望他从历史学的意义讲讲这本书。在编纂《上海通史》的熊月之见缝插针找出时间来看这本书,谁知捧起就放不下了,越看越过瘾,越看越带劲,最后他觉得,“作为学历史的人,一定要好好介绍这本书”。
吴联膺 随部队南下解放上海时照片。
日记分为有传世意识的日记和没有传世意识的日记,熊月之认为吴联膺的日记属于后者,这也是《乌扎拉日记六十年》的价值所在,“有没有传世意识是鉴别史料价值的重要依据。胡适、蒋介石等人写日记的时候,就想着自己的文字有一天会被后人研究,所以写什么不写什么,已经经过了自我过滤。而这本书是一个没有传世意识的人写的日记。文采飞扬,用语考究,从1933年开始,一直到成年,都是想到什么写什么,高兴会写,暗恋女同学也会写,非常真实地折射了那个时代。”
熊月之把这本书称为“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日记”,“首先,吴联膺是新四军老干部也是艺术家,但不是太大的官也不是著名艺术家,他反映的是离我们普通人比较近的社会层面。第二,作者本人空间移动很大,从北京到天津再到武汉……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他都栩栩如生地在日记中展现。他的社会地位在移动,从学生到文艺战士在到文艺干部,从校园生活到后来接触到陈毅这样的元帅,他的日记反映的社会面也很大,让我们看到广袤空间内的社会。”
吴联膺写日记的60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60年,而他活跃的空间也是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地区,熊月之认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平时不太会看到的社会面貌和人的心理变化,“是研究历史政治家庭个人成长史非常难得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