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在《母亲》这个章节中,您提到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在1949年之后却没有得到很多关注,为什么发生在家庭里的劳动就不是劳动,而是“家务活”?
贺萧: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家务劳动或更宽泛地说社会再生产往往是不可见的、无偿的。然而,1950年代中国的情况的特别之处在于,女性被动员去从事新的劳动,而她们过去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却没有被承认。帝制时代女性的劳动是被国家承认的,被认为是社会秩序和国家运作的基石。到了20世纪,改革家和革命者们意识到要把女性从家庭的藩篱中解脱出来,他们更关注女性离开家庭后会发生什么,她们应该参与什么样的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活动,等等。但在集体化时期,农村家庭不断扩大,妇女要在田里挣工分,家务劳动变得越来越繁重,但与此同时得到的关注却越来越少。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话语工具来描述这样的问题,尽管在集体化时期,妇联在不同的时候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在《劳动者》这一章中,您写到“大跃进”的历史之一是妇女成为了农业劳动中的中流砥柱,农业的女性化巩固了那个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能否再具体谈一谈何为农业的女性化及其作用,以及在您的访谈中,农村妇女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她们为农村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
贺萧:我认为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里,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去发现是不是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各个地方都存在。中国是一个巨大而且多样的国家。在陕西,男性更多投身于“大跃进”的事业,而妇女则被动员到田里干农活。之后,小型村办企业的增多吸收了男性劳动力。他们还到城市里成为合同工。而妇女则构成了日常的农业劳动的主力,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少有妇女离开农田。我不认为我和高小贤采访的农村妇女认为她们对国家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们不会这么想问题,但她们肯定意识到她们比集体化之前分担了更多的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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