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死狂”的另一面，是日本花道里的“物哀”精神。日本人在“死狂”中求死，在“物哀”里看生，从武士道到花道，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过程。
多愁善感、毫不留情、哀婉、凄美、残酷等等，就是我们通常无法理解的日本人的“物哀”了。日本人观花，是在落花一瞬中感悟人生无常，正是这种人生无常感打开了日本人的“物哀”之眼，在插花仪式中观花悟人生，形成日本特有的花道精神：人生如花开花落之短暂，与其“赖活”，还不如以美的盛姿，去装点生命的一瞬以求“好死”。如果武士道是日本人的手背，那么花道就是他们的手心。从这两点进入日本文化，应该是了解日本人比较容易的一个视角。
日本一位植物学者说，没有文化的原始地方，是不会培育花的。喜马拉雅原住民就讨厌家畜不吃的花草。而养花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只有两个，西方从希腊到罗马乃至西欧，东方是中国和日本。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对于原始生存状态的人，花草是解决人或牲畜的食料，与人的精神、审美或文化无关；第二，花草是一种文化，它超越了原始生存的功利性需求，直接进入人的精神生活，对花的态度，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格调。
的确，日本人爱花独特，爱出了信仰色彩，悟出了生死在落花一瞬中获得的美学意义，这印证了知堂老人所说的：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美。
永恒的“物哀”
对于日本人来说，“物哀”不仅是情和意的状态，还是知的态度。知、情、意是合一的，可文化的选择，却往往突出其中一字。例如，古希腊文化是爱知的，情、意二字，亦趋于知，连艺术都知性化了，哲学就更是爱知的学问了。而日本文化是主情的，表现为一种“物哀”的美学样式。
“物哀”在这里并非消极的心态，也没有颓废意识，而是关于人对花所产生的生命感发，赋予了美学意义上的道德指向，所谓“仁民爱物”和佛教慈悲心，都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在日本人看来，瞬间是一种时间的残缺美，在这瞬间的残美中截取人生的意义，以获得对终极死亡的自由，才是一场永恒的“物哀”。
审美意识和宗教感结合，是日本人知、情、意的神性底蕴。神性不在人的理性范畴内，它便成为日本人的信仰托所。于是，幸运的日本人，可寄存信仰的地方很宽敞，既在审美领域，也在生活中。
人是什么？这个答案怎么写？应该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答案；花也同样，观花之眼十人十色。日本人以“物哀”之眼看花，情色皆美，内心却难免焦虑，独缺陶渊明的“悠然”之心。因此，日本人的任一“花道流”都离不开禅佛为花道立宪，以“禅”定神。但如果仅仅以“禅”安顿他们的焦虑之心，毕竟瞬间太短，有太多的来不及，日本人便要抓紧消费那一瞬的生命。
日本民族的这种内心紧张，也许来自于他们的岛国风土，即使面对他们视为生命的花，也不能完全释放出来，“物哀”反而加剧了这种紧张感。因为日本四面环海，茫无际涯，岛国像被大陆流放的浪子，如落花一朵，飘摇在太平洋上。那片土地的身世，给生长于斯的民族，一个刻骨铭心的“弃儿感”，好像先天被大地抛弃，于是在其文化的骨子里，便沉淀了一种宿命般的浪人情结，并由此养成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浪人寻求归宿，目标是大陆，对大陆怀有一种回归的期盼和感哀的眺望，形成“物哀”的心结。只要这种风土不变，“物哀”之心就会恒在，重新融入日本风土，养成日本人的性格基因。一旦有机会就会由“感哀的眺望”，化为“死狂”的豪迈，一跃而登陆。
同样是海洋民族，希腊民族因其与大陆相连，而有足够的自信，去引领文明的风骚；日本民族则因其孤悬海外，处于文明的边缘，而难免自卑。
自卑，带来了正反两面，正面是归依，反面是征服。派遣唐使，当然是归依；可是抢占朝鲜，觊觎满洲，那就是要征服。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人有归依，也有征服。期间，打了两仗，跟唐朝打，跟明朝也打，结果，都像落花一样，败了；但明治维新后跟晚清打，赢了；二战时再战中国，最终还是，败了。因此，这种孤悬海外的岛国风土，恐怕使得日本人的“物哀”情结，一时难以化解，也许要做好永恒之精神准备。
民族精神的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