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了的克里斯蒂安独自带着两个小孩，生活中处处支持公益，开着节能电动车上下班。看似平静的生活在影片开始不久后变极速转向，超出他的掌控范围：一次上班高峰时，克里斯蒂安看到一对男女大动干戈，出手相救的他满以为自己英雄救美，却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被设局，并丢失了手机。
▲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在戛纳电影颁奖礼现场。图片来源：NBC News
愤怒的他通过定位功能锁定了手机丢失的区域，却不那么明智地给周围所有居民都留下了恐吓信，要求归还自己的手机，一步步让自己陷入到更尴尬的局面中。与此同时，博物馆的公关公司为了给展览造势而推出的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宣传活动。这些阴差阳错、环环相扣的事件将克里斯蒂安与博物馆的名誉都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主角克里斯蒂安，克拉斯·邦（Claes Bang）饰
导演奥斯特伦德表示，本片的概念来自于他与电影制作人卡尔·博曼（Kalle Boman）在2014年共同策划的艺术项目 “自由广场”（The Square）。 他们不满于当代社会人的看客心态，想通过一个艺术项目来反映这种日益见长的个人主义，同时唤起人们的社会关怀：他们希望在瑞典各个城镇的中心都标示出一个小区域，任何人在需要帮助时都可以走进这个区域，而路人则被要求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电影中由白色方框圈出的自由广场（The Square）
第一个“自由广场”于2015年在瑞典韦纳穆市中心建立，相关联的展览“自由广场”也于韦纳穆市博物馆（Vandalorum）开幕（2015年4月18日至6月21日），积极邀请观众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在观展前，观众将会被询问是否信任其他居民，他们的答案将决定他们是否能观看次展览。如果一位观众选择信任，那么其会被要求将个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放到一个无人看守也不设任何安保的地方，再独身前往观看展出。许多观众虽起先表明对其他居民的信任，但得知此入场要求后，却打起了退堂鼓。
▲导演与制片人在位于韦纳穆市中心的第一个“自由广场”现场。图片来源：Vandalorum
如果说奥斯特伦德的艺术项目是对参观者观念的一种挑战、将观众认同的价值与实际行为上的差距展现出来，那么电影《自由广场》则是对这个艺术项目的进一步拓展。
《自由广场》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讽刺作品。正如导演本人指出，主角克里斯蒂安就是一个“行走的矛盾体”（A walking contradiction），面临困境时常他做出违背自己道德准则的行为。他虽然深信“自由广场”是一个极具开创性的概念、也十分想通过艺术给人们带来新的思考，但同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职场变色龙，在拿捏赞助人、参观者、艺术家的期待上游刃有余。展览的公关公司亦非知行合一：虽认同“自由广场”推崇的价值，却仍刻意发布一段小女孩被炸成碎片的伪造视频而博求热度，最终公关效果适得其反，逼得克里斯蒂安引咎辞职。
影片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讽刺了欧洲诸多社会问题，涉及责任与信任、贫富差距、难民问题、教育等。例如，清洁工无意间将当代艺术作品当作垃圾而清理掉就是艺术界的真实案例，反映艺术教育与艺术意识的差距。这样的场景游走在娱乐观众与挑战认知之间，令人又笑又叹。
电影在拍摄手法上也成功地呼应了内容。例如，在展览的开幕晚宴上，行为艺术家奥列格扮演一只猩猩，游走在博物馆的赞助者与其他嘉宾之间。仅仅两个镜头、寥寥几句台词，就将现场凝固的气氛、客人的不知所措、行为艺术家所呈现的潜在威胁展现得淋漓尽致。流畅的焦距变化引导我们关注主角的情绪变化及宴席上宾客的反应。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随着被戏谑的客人拿起水杯缓解自己的尴尬，“猩猩”一把将水杯打翻，矛盾就此升级。这一片段就足以展现影片的气氛与风格。
戛纳首映后，媒体影评人总体给了电影较高的评价。两位知名影评人的评价大体上代表各界媒体评价方向：《卫报》（The Guardian）的彼得·布拉德肖（Peter Bradshaw）表扬电影悬疑气氛十分突出，他表示“这是走钢丝般地观影体验／高水平电影”（high wire cinema）；《综艺》杂志（Variety）的欧文·葛莱伯曼（Owen Gleiberman）一方面认为导演精准而犀利地表达了其讽刺意味，另一方面也表示，这部片长将近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结构松散、稍显冗长，而其中强烈的说教性质也令人感到遗憾。
诚如奥斯特伦德所说：“我希望自己的电影中所呈现的状况可以引起观众们指向自我的思考——‘如果我是片中人，面对这些两难境地，我会如何选择’。”
除了职业影评人以外，artnet 新闻的记者莎拉·海德（Sarah Hyde）认为《自由广场》捕捉了许多令艺术工作者能够感同身受并哭笑不得的瞬间、对艺术领域的表现与讽刺也惊人地真实。或许，这部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艺术电影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拉近艺术与生活、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来说，也许这部电影可如导演所愿，唤起人们对周遭生活的关注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