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先生蒙“难”记

原标题：梅兰芳先生蒙“难”记

今日推送《梅兰芳先生蒙“难”记》录自《艺坛》第一卷，作者张颂甲，为《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建材报》原社长兼总编辑。解放初期，因其一篇采访文章《“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在当时的文化界激起了一系列涟漪，也对梅兰芳先生后来的历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是90年代，张先生再次回忆此事经过所写。

1949年夏，我在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任文教记者。同年10月底，梅兰芳先生应邀由上海北上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应邀到天津市作短暂演出。《进步日报》采通部主任李光诒同志（后任北京《大公报》副总编辑、《财贸战线报》总编辑）派我去访问梅兰芳先生。

11月2日下午，我在天津解放北路靠近海河的一所公寓里见到梅先生。只见梅兰芳身着深灰色西装，他虽然风尘仆仆，但毫无倦容，看上去，很年轻，容貌光彩照人。

“多少年没在天津登台了？”我问他。

“有十四五年了！”他感慨似地说。

和梅先生交谈不久，他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参加进来。我们的话题逐渐转到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改革上来。

梅兰芳参加开国大典

梅先生认为，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京剧艺人需要改造。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并且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使大多数艺人开始走上新生的道路。对这一点，他是非常高兴的。

我问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梅先生谈了自己的见解：“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革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技术）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思想）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几千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他还谈到：“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他列举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话来加以印证：“西蒙诺夫对我说过，中国的京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唱和舞合，这在外国很少见的。京剧既是古装剧，它的形式就不要改得太多，尤其在技术上更是万万改不得的。”

梅先生还列举一些例子。他说，《苏三起解》这出戏里，就不宜于把解差崇公道演成一个十足的好人，可以加强渲染他的同情心；在《宇宙锋》这出戏里，他把赵忠的自刎改为被误杀，这样更符合剧情的发展；在《霸王别姬》这出戏里，他适当地减低了楚国歌声的效果。戏里说唱歌瓦解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是过甚其词了。他说：“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初步的改变，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那么，梅先生认为应该如何来编写新戏呢？”我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

梅先生说，编写新戏这个工作要认真地做：“比如，在编写过程中第一步要收集材料，这要在整个历史中撷取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华；第二步要审查内容，就是要去掉材料中不健康的东西，发扬它的积极意义；第三步就是纯技术上的工作了。以上三个步骤，需要大量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来分工合作，只要互相配合好，我想一定能产生很多好的新戏的。”

那次访问，和梅先生的谈话一直是在亲切、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梅先生毫无架子，对我这个青年记者热情接待，许姬传先生也不时穿插、补充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当晚，我写出题为《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的访问记，第二天就刊登在《进步日报》第三版上。

大约过了五六天，事起突然。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钱杏邦）副局长孟波同志把我找到局里。他们态度严肃地问我这篇访问记产生的过程。我据实以告。阿英同志告诉我，这篇访问记发表后，在北京文艺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名家认为，梅兰芳先生在京剧改革上主张“移步而不换形”是在宣扬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他们已经写出几篇批判文章，要见之于报端。后来，中央考虑到梅先生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很有影响，对他的批评要慎重，于是才把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同志处理。为此，天津市文化局两位局长找我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自己写的报道出了问题，像是闯下大祸一样，心中非常惶恐。回到报社，赶紧向孟秋江社长和李光诒主任作了汇报。他们安慰我说：“新闻自由嘛，客观报道，记者是没有责任的。”有了他们的支持，使我的心稍微放宽了一些。

话虽如此，我个人承认错误、写检讨，事情不大，而给梅先生捅了漏子，于心不安。过了两天，我再次去看望梅先生。

毛泽东接见田汉、梅兰芳、老舍等

才几天不见，梅先生这回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容貌也有些憔悴了。他已从阿英同志处得知这个消息，精神很紧张。他告诉我：“有两三个晚上没睡好觉。”那时，刚刚解放，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艺人，思想还来不及转变，遽然受到这样巨大的压力，他怎能承受得了啊！

接着，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这事怎么办？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说说，没成想你那么快发表，又那么快惹来了许多麻烦……”

我歉意地说：“这事应由我承担。是否请您写个声明，说文章观点本出自记者，是强加给您的，此文与您无关。然后，我写个‘检讨’，说自己对一些观点牵强附会，硬加在梅先生身上，文章见报前又没送给梅先生看过，如有错误，理应由记者负一切责任。”

许姬传先生沉吟半晌说：“不好，那样反而会愈描愈黑，让人感到梅先生胆小怕事、推脱责任、不虚心认错，”他想了一下接着说：“不如由我出面写篇东西，讲明那天记者来访时，梅先生因有事，只说了几句就走了，访问记中所写的观点，本是许某人所说，如有错误，应由我许某负责，你们看如何？”

梅先生和我都觉得这样处理也不妥帖。三人琢磨半天，终无良策。梅先生这次本来预定在天津只演出七场，11月10日就返上海，现在被此事缠身，被困在津门，一困就是半个月。

又过了几天，阿英局长电话告我：“梅先生的问题好解决了。”他嘱我立刻到他处，与他一同去梅先生寓所。

阿英同志笑容满面地向梅先生和许姬传转达了黄敬、黄松龄同志的问候，并热情地加以慰问。阿英同志说，发表文章问题，经市委研究，准备由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许二位先生参加，颂甲自然也要参加，大家在会上就京剧改革的观点交换一下意见，别人就梅先生的观点可以提点不同的看法，梅先生也可重新修正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将座谈记录在《进步日报》上全文发表，由《天津日报》转载，这事便可告一段落了，梅先生会后可以返沪了。

梅、许先生闻讯喜笑颜开，像是一块石头落地一样，完全同意阿英同志的安排。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救了梅先生的燃眉之急，也使我这个被牵连进去的记者得以解脱。那天是我很高兴的一个日子，所以印象很深，许多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在梅兰芳先生离津的前一天，天津市剧协举行了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座谈会由阿英局长主持。会上由市剧协负责人何迟同志首先发言，他扼要地报告了天津市解放九个月来剧艺改革的概况。第二个发言的是梅兰芳先生。他先谈了关于京剧创作的问题。接下来，他说：“关于剧本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譬如唱腔、身段和内心感情的一致，内心感情和人物性格的一致，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一致，这样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戏剧的主题思想。我所讲的‘一致’是合理的意思，并不是说一种内容只许一种形式、一种手法来表现。这是我最近学习的一个进步。”

大家都静静地听他的发言。只见他沉着稳重，谈吐大方，他讲话像在舞台上的唱腔、道白一样，字正腔圆，娓娓动听。阿英同志带头鼓掌欢迎，与会者都热烈拍起掌来，梅先生站起来，含笑频频点头致意。

座谈会接着举行。对移步而不换形观点提出异议的有华粹深、方纪、阿英。

华粹深教授就京剧改革的形式与内容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形式与内容不可孤立，应同时改造。

方纪同志从京剧的历史谈到京剧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说：“京剧的有些表现方法不仅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同时也不能表现古人的生活和感情。京剧内容改革进入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形式也一定会发生变化。”

阿英同志作了长篇讲话。在谈到形式与内容问题时，认为内容与形式要统一，移步必然换形。他列举苏北悲调乐曲无法容纳人民翻身的快乐情感，旧的舞台语言不能概括新的思想内容和舞台上人物服装的色彩以及皇帝与平民在台上地位的处理等实例，说明旧剧改革势必接触到技术与形式。他认为，“步”移了，“形”也就自然而然地挨了，你要勉强统一，也是不可能的。

在座谈会上，还有富少舫、白云峰、言慧珠、张富忱等人发了言，他们对梅先生多年来在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大家同时表达对旧剧改革的信心。

直到万家灯火时分，座谈会才结束。次日，梅先生一行离津，我送梅先生登上了去沪的火车。三天后，即11月30日，座谈记录发表在天津《进步日报》的第一版和当天的《天津日报》第四版上。

表示我对梅先生的歉意，在《进步日报》记录稿后，我添上了一个小注：“本报记者前请梅兰芳先生发表对旧剧改革意见，因时间倥偬，访问记录未遑请梅先生审阅，其中内容或有与原意有出入处，特向梅先生致歉。”

梅兰芳之《穆桂英挂帅》

这件事到此本该结束。谁料事隔十七年以后这件早已被人们忘怀的事情又被翻腾出来。人们都不会忘记，这场“*****”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众人皆知的那位京剧革命的“旗手”，扬言她搞京剧革命几十年来曾不断受到阻挠和破坏，而且无中生有地说，早在解放之初，就有人“发难”了。她拼凑出反对京剧革命有“三株大毒草”，“移步而不换形”论便是第一株！（据说，另“两株”是孟超同志的《李慧娘》和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

何幸之有，戴此桂冠！此时，梅先生已作古，记者尚存，当造反派让我坦白交代这一“罪行”时，真令我啼笑皆非，不知所云。

现在，我把这一事件的经过原原本本写出来，还事实的本来面目，不仅可以证明那些狐假虎威、虚张声势的人是多么荒唐可笑，也可使人看到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对京剧改革的一些真知灼见。

写到这里，真令人百感交集。我以为至少有三条，值得我们今后记取：

一、梅兰芳先生四十多年前发表的对京剧改革的一些意见，自有其合理性。他一生为京剧改革呕心沥血，提出的一此看法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应当加以珍视并很好地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扬。

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早就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人民对实际工作本来可以提出种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的。绝不能因此说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对学术问题、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更是不能随意扣帽子，以势压人。如果一种意见，确有不当之处，也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地进行讨论，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就像梅先生参加了天津那次座谈会一样，他感到很受教育，结局就很好。

三、人们把新闻视为“易碎品”。作为记者，他只不过是新近发生事实的记录者，只要事实本身无误，又无明显的政治上反动的内容，他本不该担负更多的责任的。但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来，就有两次受到“莫须有”的批判。

但愿今后不再发生本文所记叙的事情，这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心愿。

（《艺坛》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