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外语的人从事创作，就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身临其境。精通一门外语，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世界。你懂外语的话，风的气息，阳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文体，新的语言风格出来。
尤其现在翻译和创作分开了，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像梁实秋这样集作家、学者和翻译家于一身的人物很少，几乎找不到。翻译文体既有别于外语，也有别于本国语言，介于异域和本土之间的杂交语言，我认为翻译处于生熟之间，太生了，翻译太向对方语言接近，吃饭难以下咽。太熟了，也不一定好吃。所以翻译总是在生熟之间，外国异质性和本土熟悉性之间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张力，打个比喻，就是恰到好处的二米饭。
新的翻译文体为汉文学语言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新的审美倾向、取向由此产生。翻译的贡献，一般人就以为无非是拿来主义，完全是一种误解。
澎湃新闻：你刚到提到文体家，你没有提到张爱玲。
林少华：如果再加一位的话，木心也应该加进去。张爱玲红之前，我没有注意。注意到了之后，我也推崇。尤其现在读了木心之后，我甚至觉得，我曾经和这样一个人物很长时间生活在同一时空之下，真是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读了木心之后，自己什么都算不上了。课也不敢讲了，文章也不敢写了。像莫言说的，他是一座冰峰，尽可能不要和人家套近乎，拉开点距离，另外立个山头吧。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写到村上的比喻能力，他可以把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而且他非常擅长构造很虚的喻体。在你的日本文学阅读视野里，这样的比喻能力是不是独一无二的？
林少华：完全独一无二很难断定，但至少村上表现得很典型突出。总的来说，日本作家是比较老实的。比如他们就不大欣赏李白，比较喜欢白居易、杜甫。白居易比较老实，杜甫呢，中规中矩，讲究游戏规则。李白呢，是个天才，来无影去无踪，把日本人看晕了。李白写“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怎么会大如席呢？日本席子就是榻榻米了，这太夸张了吧。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正常，无非就是夸张比喻手法，日本人就觉得莫名其妙。“白发三千丈”，不好接受。“飞流直下三千尺”，他们也得琢磨琢磨。所以日本人接受不了李白，日本的人侧重于日常性感受，对具体的细小的东西从审美角度捕捉得更敏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