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流浪汉和妓女的作家”
作为一个富有的白人男性，亚马多却一贯擅长对穷人、女人、黑人和混血儿的塑造与描写。这种写作策略无疑为他带来了声誉。从1930年代开始，他就被视为巴西左翼知识分子中最知名的代表，同时也是最受普通读者喜爱的作家。在当时的文学批评家看来，只有亚马多的作品能够真正摆脱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深入到无产阶级的内心之中。另一方面，也恰恰得益于亚马多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社会地位，他对底层人民的正面描写才能迅速被巴西全社会接受，成为塑造巴西国家身份的重要力量。
然而，无论亚马多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歌颂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同他们打成一片，都无法改变他并不属于这一阶层的事实。尤其是在他脱离政治专事写作之后，版税与影视作品改编更为他带来了大笔收入，因此，对于底层的抗争与苦难，他只能观察，却无法亲历。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可疑的美化视角，让人不禁疑惑他究竟是在赞美穷人、女人与有色人种，还是在合理化阶级、性别与种族差距。毕竟，在标榜种族民主的同时，巴西有色人种的收入却普遍低于白人；在崇尚性感开放的同时，巴西妇女的权益却常得不到保障。
这种困惑由来已久，究其源头，却并非由于亚马多缺乏真诚，而是因为巴西社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事实上，很多亚马多作品中遭到诟病的地方，恰恰源于他对巴西现实的如实展示。只是由于大多数读者并不在意这些细节，部分研究者又过分重视政治正确，导致亚马多作品中看似前后矛盾实则一以贯之的特点长期遭到忽视，对巴西的解读也常常陷入片面与极端之中。
《儒比阿巴》（中译《拳王的觉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儒比阿巴》是亚马多前期都市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也可以看作是黑人男主人公巴尔杜伊诺的成长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亚马多塑造了巴西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黑人形象，因为在此前的巴西作品中，即使出现黑人，也只有肤色是黑的，内心却与白人并无二致。正是得益于亚马多对巴伊亚现实的观察，黑人角色才在巴西文学中赢得了独特地位，而讲述一个黑人流浪儿如何一步步成为工人领袖，也无疑是对种族主义的直接驳斥。
由于在种族问题方面的开创性与先进性，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受到各方好评。然而，即使是最终成长为黑人英雄的巴尔杜伊诺，当面对他一直求而不得的白人女性时，表现得依然低人一等。在《儒比阿巴》的结尾，男主人公目睹自己爱慕了一生的白人女主人公因病去世，感到非常悲痛。亚马多于是写下这么一句话：“安东尼奥·巴尔杜伊诺趴倒在床角，像一个黑奴一样”。
在后续对亚马多的研究中，这句话引发了许多对亚马多的批评。英国文学批评家大卫·布鲁克肖（David Brookshaw）就曾在《巴西文学的种族与肤色》（Race And Color in Brazilian Literature）里面详细分析了亚马多作品中“黑人英雄”与“白人女神”结构设定，并指出黑人英雄追求白人女神之所以艰难，正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所谓的混血文化，本质上则是巴西对自身文化进行“漂白”的尝试。布鲁克肖将亚马多对这种“种族歧视”的忽视归于他自身的白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亚马多宣扬的“种族民主”的神话。
然而，亚马多对巴西的种族与社会问题真的缺乏了解吗？如果是，那又如何 解释他作品中所传达的反抗与斗争精神，如何解释他看似在不经意间展现的对有色人种的区别对待？比如在《沙滩船长》中，男主人公子弹佩德罗面对“小黑妞”和白人女孩朵拉的态度有着微妙的不同，亚马多从未强调这种不同来自于种族，却又在描述中隐晦地表现出来。更难得的是，这两个场景相距甚远，读者甚至可能注意不到，而亚马多却并未放过这个细节。
事实上，若想弄清这些关于亚马多的争论，弄清“种族民主”之下的种族主义、“女性解放”之下的男权意识，我们只有从巴西社会本身入手，才能找到想要的答案。
《加布里埃拉》宣传照
矛盾的亚马多，矛盾的巴西
在巴西，不管怎样强调不同人种之间的和睦相处、毫无嫌隙，都无法消除三百年奴隶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与西班牙和英国殖民者相比，无论葡萄牙的殖民手段在表面看起来如何“温和”，都不能掩盖其对印第安人及黑奴犯下的罪行一样。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巴西长久的异族通婚传统和根植于大家族中的家长权威确实为森严的等级制度注入了些许温情，也为社会问题的理想主义解读提供了可能。
因此，巴西实际上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尽管社会等级分明，人与人之间却关系密切，甚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能维持一种谦和而友善的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中的“和善”在巴西早期殖民者和当今巴西民众身上一以贯之，一方面阐明了世人对巴西和平民主印象的由来，一方面也揭露出巴西有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存在。事实上，相对于非此即彼的极端论调，巴西很多时候都在遵循模棱两可的中间路线。因此，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巴西的典型形象是不同肤色的混血儿；在法制和人情之间，巴西最为突出的是所谓的“jeitinho”，也即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手段；在《巴西：未来之国》描述的理想天堂与《上帝之城》展示的现实地狱之间，最能代表巴西的是亚马多笔下的俗世人间。
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巴西社会与亚马多的文学创作，就会发现许多亚马多作品中看似前后不一的地方，其实正源于这位巴伊亚作家对巴西社会矛盾性的把握。在《金卡斯的两次死亡》中，金卡斯的两段人生（或者说两次死亡）经历连接了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与贫穷真诚的酒鬼赌徒；在《加布里埃拉》里，尽管作者一直强调“现代”与“进步”，最终真正解决纳西布“绿帽”难题的却是私人情谊和法律空子；在《奇迹之篷》里，最重要的主题便是如何解决白人与黑人之间、天主教与坎东布雷宗教之间、科学知识与原始传统之间的冲突和悖论。对于这些巴西社会的典型矛盾，亚马多提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那就是“融合”与“共存”——这也是巴西长久以来坚持的原则。
这一点在《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中表现得最为精彩。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自然可以将这本书单纯地当作一个爱情故事来阅读，但对于巴西研究者来说，其阐释空间却远大于此。巴西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马塔（Roberto DaMatta）将这本书中的人物关系当作巴西社会关系的缩影，提出弗洛尔的两任丈夫分别代表了“狂欢精神”与“社会秩序”。而弗洛尔最终需要与两位丈夫共同生活，也证明了巴西必须兼具这两种特质，在对习俗的嘲弄和对规则的维护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弗罗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电影海报
阅读巴西的正确方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亚马多的作品就一直是中国读者了解巴西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对巴西社会都缺乏了解，国内读者一般只看到亚马多作品中理想浪漫的一面，在被幽默、狂欢、互助、友善等精神特质吸引的同时，难免对其描写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媒体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贫民窟、毒枭、腐败、低效等巴西社会问题早已为国际社会所熟知，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仍像之前那样用简单片面的眼光去阅读《加布里埃拉》《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等作品，只会造成对亚马多与巴西现实越来越深的误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亚马多作品的深入阅读和重新审视依然能为我们理解巴西提供帮助。比如，当我们强调亚马多作品的“地方性”时，揭示的其实是巴西近百年来基于区域特色的民族身份塑造；当我们提到亚马多自身的精英身份时，也同时说明了上流社会对巴西大众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当我们分析亚马多作品中看似自相矛盾、粉饰美化的文本细节时，却能窥探到巴西包裹在种族民主外衣下的结构性不平等，窥探到其作为操控者与保护者的父权制度，也窥探到它看似亲密无间却又等级分明的社会关系。
如此一来，对亚马多作品的质疑与追问就能成为破除“巴西神话”的钥匙，将其民族身份中多元矛盾的一面展现出来。也惟有如此，亚马多的文学创作才能真正成为了解巴西的有效路径，而不是一叶障目的浅薄借口。在这个层面上，阅读亚马多确实可以等同样阅读巴西，但只有采取正确的方式，才能获得更多的了解而非偏见。
（作者系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博士，葡语文学译者，巴西文学与文化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