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天才怪咖层出不穷的作者电影时代,作为导演的伯格曼依然有其卓尔不群之处。与纷纷投身左翼运动、致力于社会批判的同时代人相比,伯格曼似乎有些过于消极。这种“政治不正确”的选择,固然有瑞典民族固有的安逸特质,但更多的,还是由其生命经验所决定,而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其自传《魔灯》中找到线索。
16岁那年的夏天,伯格曼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了二战前的德国,毫无准备就一头栽进了理想主义和英雄崇拜的浪漫漩涡中。在希特勒的演讲和游行现场,和其他人一样伸出手臂,和其他人一样狂叫“万岁”,和其他人一样享受其中。在生日那天,寄宿家庭送给伯格曼一幅希特勒的肖像,并将其悬挂于他的床头,“以使我随时能见到这位伟大的元首,这样我就能学着像汉内斯和他们全家人一样爱他了”。在今后的很多年,伯格曼都“站在希特勒那一边”,知道集中营的真相刺破了这种浪漫想象。伯格曼陷入了空前的错乱和失望,“政治,绝不要再碰政治了!”。
为经验所挟,童年的学习生活也被镀上了一层“狂热”的色彩,“整个学校的状态是战前社会气氛的缩影,懒散、冷漠、机会主义、拍马屁、恃强凌弱,还有偶尔闪现的叛逆、理想主义和好奇。……不做家庭作业、互相欺骗、吹牛拍马、愤世嫉俗、臭屁熏天,这一切就是我们无聊的日常生活。”在伯格曼看来,1968年法国学生掀起的五月风暴,和“童年时就熟悉的那种狂热”没什么两样,“以前我们肆意曲解、搞宗派主义、排斥异己、阿谀奉承、滥用权力,毫无新鲜空气。这种模式并未改变,各种思想成了制度,而且腐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