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弗兰克的博学在本书中也处处可窥,尤其是谈及历史化的自然,特纳视其为达尔文进化论必然的思想先导,故而紧随其后便是达尔文与创造论的内容。在这两部分,弗兰克慧眼独具,以史料说明达尔文终其一生对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及自然神学均态度亲近,并无敌意,尽管两者当时已招致否定而被弃之不用。
只要你仔细聆听,弗兰克的冷幽默会层出不穷。听他简明地讲述了理查德·瓦格纳那令人炫目的飞黄腾达,以及人们对他的狂热之后,紧接着我们得知,“次年瓦格纳在威尼斯去世,他最后的居所成了当地的赌场”。去一趟威尼斯就会知道这一点,你可以想象弗兰克找到这个细节时的欣喜。他不时地会把一组事实与另一组事实冷静地放在一起对比,听众们都会心地笑了,而弗兰克却从不带倾向性。正如他所认为的,历史的探索是严肃的,不可轻浮。当然,他从未忘记他的年轻听众,所以会特意在讲课中点评人类所经历的某些荒谬之事。
闪耀的眼眸伴随着犀利。举个例子,在首讲之初,我们被一种独特的观点惊呆了,“是卢梭挑起了文明人对自己文化的憎恶”。如果说这一评价透露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那只是因为弗兰克希望他的学生对流行理论及运动保持警醒。他心中秉持的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揭露假话背后的真相,如其所是地让研究对象呈现出来,祛除眼下及过去的虚妄。
2010年弗兰克突然离世,令人悲痛万分,一项伟业戛然而止,也使得他在系列专著《耶鲁西方思想史》(The Yal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est)所承担的文卷无法面世。这一套书力图依照时间之序来展开西欧从中世纪早期至今的思想历程和观念发展,其中三卷由科利什(Colish)、鲍斯玛(Bouwsma)与伯罗(Burrow)执笔,分别负责公元400年至1400年、1550年至1640年、1848年至1914年三个不同时段。弗兰克的这一卷应为《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1750年至1860年》(Intellectuals in a Revolutionary Age,1750-1860)。这本未竟之作无疑会取自这门课,尽管如此联系纯属个人揣测。鉴于弗兰克原定著作的空缺,这门课程当属珍贵异常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