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博萨特,开着车的公主,内蒙古,中国,1934-1936年
瓦尔特·博萨特,黄包车上的母子接过皮包,中国,1930年代
他去世之后,作品交给瑞士摄影基金会,几乎就等于尘封了。我们觉得,不把他带到中国来简直是巨大的遗憾。2015年的展览是全球首展,从他几千张拍中国的照片里面挑选了200多张。在连州展完以后,我们觉得一定要在国内做巡展,让中国人都能看到这些历史影像。这次的展览,等于是在国内巡展的第二站,紧接着,明年初这个展览会到香港大学博物馆,然后到北京,再回到广州。
澎湃新闻:本次展览同样还有严明的“大国志”,同样是观察中国,他的视角完全不同,能否介绍一下?
段煜婷:我们在想,本次展览,不能光是1930年代摄影的老大师,也应该有比较当代的中国的摄影师作品。我们就想到了严明和唐景峰。严明的“大国志”,你可以把它看做游记式的作品,它延续了某种现代摄影史中“在路上”的拍摄方式。我们知道这个脉络最早的是美国的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他的《美国人》是摄影史上最畅销的、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摄影师实际上就是背着相机去寻找,去观看,不停地走向远方。在行走的路上,才能看到更多世界的内容。这是一个传统。
严明,小镇青年, 晋城
在这样的主题下面,严明没有像很多其他摄影师那样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去寻找。比如张晓拍了“海岸线”,他是沿着海岸去观看。也有摄影师沿着长江、黄河、三峡去拍摄。严明没有给自己一个限定,他只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他的题目很大,这也是他主观的希望是一个很宽阔的角度。在这样一个角度下,他将对于中国的整体性的认知放在里面,所以它的作品有高度的思想凝练,高度的概括性。更可贵的是,这个作品里面,透露出来某种悲壮的诗意感。这是这个作品的情绪和基调。摄影师非常准确地通过作品,让你感受到他的心境。作品并不仅是从画面本身的解读,情绪的传达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感觉。
澎湃新闻:唐景峰的“颜姐”似乎与严明的作品又有所不同,是非常真实具体的个人角度,同时也反映了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能否介绍一下他的作品?
段煜婷:唐景峰的作品也是基于非常真实的个人的生命经验。他的作品叫“颜姐”,实际上是为他们家服务了四十年的老保姆,现在已经快90岁了。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摄影师把我们带入她家族的故事里面去。看这个故事,我们就会联想到,这个家族的命运和整个中国的命运,是有关系的。摄影师的取材,都是深深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但是唐景峰的作品,在创作手法和语言上面走得更远,更加具有开放性。不只是传统的拍摄,他的作品里面使用到了大量的现成品,从他的家庭相册里面收集到的现成的照片,还有装置,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摄影的新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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