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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真的走向歧途或末路了吗

2017-08-29 15:49:13    凤凰文化  参与评论()人



李瑾

现代诗歌自波德莱尔始,便注入了“否定的激情”和“自我流放”精神,他以一种亲近的眼光欣赏并诅咒着“大城市的风光”,“在波德莱尔这里,现代生活内部有一种田园诗和反田园诗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正如论者所言:“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这种基调,贯穿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今的各种先锋派文艺思潮之中。以至于“语言共同体的象征图式的每一种强化,在带来个人认同感的强化、对个人焦虑的分担之外,也同时带来对个人感受的规约;而每一次个人感受性的解放,也都标志着共同体象征的又一次衰落”。诗人,社会变革中最敏感的体验者,“既是现代生活的热心支持者又是现代生活的敌人”,他们在矛盾中,以内心之笔描摹着这个眩晕而怪诞的世界。

汉语新诗是以工具性、功利性的面目出现的。在现代性视野中,新诗通过告别古典诗歌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起源于西方的文学样式与传统的样式其实毫无瓜葛。分行和部分新诗的韵律,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血缘或涅槃关系。而且,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变奏中,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到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外形自由与格律的两张面孔,内含阐释中国的巨大焦虑,它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融入到公共中去,充当了建设“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旗手。吊诡的是,新诗在精神上甫一开始就不是西学的,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的,这一代人如列文森所言,理智上面向未来,情感上回顾传统,一直没有脱离“在大一统时代,文化事业国家化”的理路。也就是说,现代性新诗具有浓郁的前现代性气质。

纵然有新月派诗人的低吟浅唱,为新诗注入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但这种生活的浪漫主义被革命的浪漫主义掩盖甚至吞噬。以1949年为分水岭,“革命”的任务尽管有所调整,但革命的意识依旧是前后三十年的基调,特别是解放区的诗歌运动以及建国后的群众诗歌运动,都是“革命的主流叙事渗透进诗歌的一种神话性折射”,这种革命的、神话的的诗歌想象,不断催生着“一种革命视阈中的艺术化”的诗法体系的建立。现在,很多人谈起群众诗歌运动大都不置雅言,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叙述的世界具有和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和超越性,“在实际的革命文艺实践中,‘革命现实主义’‘工农兵方向’‘人民性’‘民族形式’‘革命浪漫主义’‘二结合’是不同阶段对于”古典型神话文本的转喻。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诗和现代诗人,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十七年时代的诗歌和诗人以“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形象占据了诗坛的中心,“新诗的诞生本来为了将‘旧形式’挤出诗歌领域,但‘大众化’的需要又使新诗不得不重新征用‘旧形式’。这样,一种以建立‘民族形式’为由而回复‘民间形式’的理论范式,终于置换了‘五四’之初以创立新语言、新形式为宗旨汲收方言俗语和‘旧形式’的努力取向”。在这里,个人被集体取代,私人被公共掩埋,革命的洪流中,诗歌作为一种“现代乌托邦经验”,进入了政治化内容和文学革命等同的误区。

关键词: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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