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庄，阿尔科特当年写作的桌子
瓦尔登湖就隐匿在康科德镇以南约一英里的森林之中。我到湖边那会，沙滩上已经东一处西一处坐着好多人。小孩子们在开心地玩着皮球，大人们坐着吃吃喝喝聊着天。湖水清澈见底，有着鲜活的绿意——梭罗说，从远处看，它又变成蓝色。有人在湖中来回练习着独木舟，还有人在湖中游泳。翡翠般的湖面会在船和人的两边漾起肋骨般有序的波纹。这让想象中幽静冷僻的隐者之湖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热闹、其乐融融的游乐园。这其实也不是件坏事。梭罗来这里也是亲近自然，逃避人间嘈杂和他所认为的苛政。
湖畔的沉思者宁可坐牢也不缴人头税的气概，其实堪比写出《白鲸记》的麦尔维尔的祖父托马斯·麦尔维尔在1773年12月16日参与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后者又岂是仅仅为了不愿多缴三便士的茶叶税？梭罗发明的Civil Disobiedience（公民不服从）是个颇值玩味的词。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就建在波士顿临近浩瀚大西洋的港口边上，这位梭罗之后一百年的总统的许多场演说录像就在里边不停地滚动播放，他说的最多的词就是“自由”。这也可能是波士顿会用来定义自己的一个词（人们把热闹繁华的Faneuil Hall Marketplace称为“自由的摇篮”）。
瓦尔登湖即景
湖边小径通向一百五十余年前梭罗故居的遗址，现在已然是一片荒墟，只有乱石两堆——也许真是当年他双手从湖边抱上来的那两车石头呢。已是仲秋，森林中红红黄黄的叶子四处点染，柏树和松树还是苍翠欲滴。鸟鸣山更幽，我听到的山雀或樫鸟的声音应该和梭罗听到的并无二致。
约翰不苟言笑，表情严肃地手扶船桨站在岸边沙地里的一条木船边上。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留着胡子，帽子、风衣、长裤和靴子无一不是梭罗时代的风格，这让他的确不太像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人。约翰扮演的正是梭罗的形象。“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把船划到湖上去”。听说我从中国来，他并不是很惊奇：“梭罗在书里好几次提到中国和孔子”，他说：“我对东方并不陌生”。
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个工作，他的嘴角终于掠过一丝不易令人觉察的笑意：“不，这并不是工作，这是一种生活。”然后，他挥动木桨在船舷上轻拍了几下。我理解了这种瓦尔登湖式的语言。
瓦尔登湖和梭罗的扮演者
从荷兰隧道出来，纽约，确切地说曼哈顿的味道一下子就在眼前弥漫开来。不是每个城市都能让人在离开后还记得它的味道，但纽约恰好就是。百老汇、中央公园、时报广场、切尔西市场、纽约地铁……只要你在这里呆过哪怕几天，纽约总会给你留下一点不容易忘记的回忆。就像我从中央车站出来，随便瞥了一眼街边的旧书摊，就瞄到了一本寻觅多年的1973年版华莱士·斯蒂文斯诗集。
十几年前来纽约时，屡次放弃了攀登世贸双子塔楼的机会。直到后来有一天，它们在令我目瞪口呆的电视新闻里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轰然崩塌。所以这次我欣欣然就上了帝国大厦的顶上，在操着各种奇奇怪怪语言的观光客堆里俯瞰了一圈城区的全貌，同时想着晚上该去哪里打发时间（看个《妈妈咪呀》音乐剧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回到大堂，我荣幸地得到了一张登上帝国大厦楼顶的证书——想一想，有那么多人排着长队，等着坐电梯到四分之一英里高的观景台上——你也许讨厌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构筑而成的森林景观，但摆脱的方向只有两个：要么水平；要么垂直——比它们更高。这确是件了不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