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提到一个有趣的说法, 19世纪有两本代表性小说,主题都是出轨:一个是《包法利夫人》,一个是《安娜·卡列尼娜》,所以后来有人调侃说现代文学的起源都跟“出轨”有关。赵松说,从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层面,现代文学确实就是一种“出轨”,它跳出了传统写作的习惯之轨。“传统写作要再现现实、表现现实,而现代文学是:我创作的就是一种现实,我创作之前它是不存在的,在我创作之后它就永远存在了,会有这样一种野心。”
这种“出轨”的冲动,在沈奇岚看来,是现代主义者的特征:英雄主义。她认为,那批现代主义者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是个体在跟世界对抗。“波德莱尔有句话说,文人是世界的敌人。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世界也是文人的敌人。他要去反对已经固化的、僵化的一个世界,他要让它变得生动起来,他要为它注入生命力,所以他要去拯救它,以一个暴烈的方式。”
现代主义被美术馆化,这是一个悖论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标榜反叛的现代主义艺术或文学进行美术馆,进入主流文学史,被经典化之后,现代主义从边缘变成中心,就丧失了它的反叛性。但沈奇岚解释说,其实现代主义出现的时候,当时的艺术家在美术馆里就有同盟。她提到德国汉堡美术馆的馆长利希特瓦尔克的例子。利希特瓦尔克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他知道现在传统不行了,需要一批新的力量。他不会艺术创作,但他有行政权力,他就去购买了几个其实当时非常有争议的艺术家的作品,为他们进入美术馆铺了一个渠道。而在那个年代,利希特瓦尔克在整个德国其实是很孤单的,因为其他的美术馆还都是学院派把持。因此,沈奇岚认为,美术馆可能是现代主义者沉默的盟友,而这也是彼得·盖伊在《现代主义》一书中隐含的观点。
Malczewski出生在拉多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父亲朱利安给他介绍了波兰爱国者和社会活动家以及浪漫主义文学的灵感,同样,他的叔叔以波兰景观和民俗之美唤醒了他的认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