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的推行取决于社会学而非艺术本体论,顺时而动的写实艺术占据主流,“不合时宜”的潘天寿等传统派教育家则被冠以一顶“保守主义”的帽子而失败。时隔多年,中国美术才在饱尝艺术之外功利因素的挤压之苦后再度回到艺术本体中来。如果将中国画的振兴完全寄托于引进西方写实主义,中国画独立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趣便会被消解,就会如潘天寿所言,如果东西两大统系之间随便“融合”,“非但不能增加两峰的高度与阔度,反而可能减去自己的高阔,将两峰拉平,失去了各自的独特风格。”
这便是今天我们回望上述几位传统型画家的现实意义:他们的艺术源于传统,而不溺于传统;他们是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者,而决不是保守主义者。在全盘西化的观点甚嚣尘上之时,他们从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植根传统,寻求变革,并以自己杰出的艺术实践,证明了中国画与时俱进的强大的创造力。他们对中国绘画传统的捍卫,是在民族虚无主义盛行时,坚定的文化自信心的重要体现。今天,当代中国画家创造活力的激发,同样需要具有如此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是“传统派”之于当下的意义,也是传统之于当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