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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佛教与中国绘画(2)

2017-09-13 14:07:12  来源:艺术史与考古    参与评论()人

敦煌壁画(二一七窟)菩萨头像

东汉末年,炎运渐渐衰微,魏蜀吴三国,因此相继鼎立,互相纷争,有五六十年的长久。晋承三国分裂之后,于内政纷乱元气尚未恢复的时候,就遭八王的祸乱,在外方又加以夷人的侵入,酿成五胡的纷扰,终成南北分裂的局势,人民因受历年战争的困顿苦楚,渐渐助长消极厌世的色彩,一般人士,因开清谈的端绪,魏晋的时候,更增盛炽,何叔平等倡导于前,嵇康、阮籍等相继于后,尊崇老庄,排斥儒术,竞尚玄虚幽妙,以为旷达,成一时思想的大潮流,与佛氏的以达观顿觉而脱出苦乐得失烦闷人生的意旨,很相适合,所以当时佛教也随时代的思潮,日渐隆盛,以达六朝的极致。原来我国从汉代以来,和西域的交通更增繁密,西域的僧人来传于内地者,也日渐加多。兼之因国家的战争,困惫的社会,人民几乎未能得到一日的安逸。当着时运倾颓的季世,节义的人士,也不易全他的所终。厌世的潮流,到了这个时候顿成高潮,更是佛教隆兴的大机会,故在六朝时代,佛教蔓延于中国内地,北朝的符秦姚秦都深信佛教,造塔建寺崇奉不遗余力。尤其是梁武帝萧衍,承南方偏处的平安,得尊奉佛教的更好时机。印度僧侣乘机东来的,因此也极多,如禅祖十八代菩提达摩,即被武帝所欢迎。故佛教乘五胡纷乱盛入内地者,大概是从西南直入北方,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地点,渐渐蔓延于吾国的南方。到了梁朝时代,因海运开通,印度诸僧侣多从海路东来,当时竟以建业为中心地点,从南方渐次蔓延于北方。在历史上所见梁武帝舍身等记载,便可晓得当时佛教信仰的狂热,读唐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足以想见当时江南佛教的隆盛。那么当时的印度美术,也自然多从海路直接输入南方内地,并且梁武帝曾命郝骞到印度模造卫邬国陀那王的佛象而归中国,因之武帝大兴寺院的壁画,竟延用到朝廷宫阙之内。史家所传的印度中部的壁画,也在这时输入吾国,从一乘寺凹凸匾等的证明,确是不错的。故吾国自东汉以来到六朝的绘画,虽因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各方面都有所进展,然在全绘画上成为最重的主点的,却是伴佛教而传布的佛教画,这是研究吾国绘画的人所共同承认的,原来当时的佛教画家,大概为印度的宣教者或吾国的信教者,对于佛教有热烈的信仰,竟以绘画作为佛教的虔敬事业,他们所作的佛教绘画,虽不旨在艺术的本身上,作何等讲究,然全体系信仰的盈溢,流露于外形,自然存有不可思议的灵力,令人起崇敬的想念。所以当时的佛教寺院,因宗教思想的灵化,差不多成为美术的大研究所。一方面因当时的天下分崩,政教失坠。在上面的一般大人先生,鸿于玄虚的清谈,便足以过他们的一生; 在下的一般无知小民,蹈于妄希福利,流于迷信,而宗教的绘画,也于无形中唤起一时士人的爱好,虔敬的宗教画家自然乘机创作出种种以前所未曾见过的诸佛诸神的净土,以示他们的信念。当时吾国的画家,受此种绘画的最有影响者如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卫协,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梁的张僧繇等,都是吾国古代极有名的人物画家。一说: 不兴曾在天空僧人康僧会那里,见过从西域带来的佛画仪像及摹写,盖康僧会曾受吴孙权的信仰,建建初寺于建业,为江南佛寺的始祖,不兴的弟子卫协曾有吾国画佛家的称誉,或者同不兴从康僧会所输入的佛教仪像里,得绘画的新规范,也未始不可作臆想的推测,其余如张墨、荀、戴逵、史道硕、陆绥、刘祖胤、蒋少由、王乞德、王由、谢赫、毛惠远、曹仲达等等,都是吾国很有名的佛教绘画家,真是非常之多。

关键词:潘天寿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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