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初夏，太行山褶皱里的“九亩半”花生地长得郁郁葱葱，导演郑大圣和《村戏》剧组在这里拍完了电影的最后几个镜头，他们从前一年的夏天过后，等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等来花生的熟成和电影的完成———庄稼急不得，电影也是。《村戏》的戏味浓酽，电影的醇厚回味，说到底，是“时间”酿出来的。
在勘景时跑遍了太行山，于山坳僻壤里找到一块合用的田地
电影从作家贾大山的短篇小说《村戏》《花生》《老路》 整合改编而来，郑大圣说贾大山的小说好看，“看得出作者是饿过、苦过的人，他写出了一群生动的、在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贾大山在很短的篇幅里写出的那些角色———疯子、老路、支书，还有让铁凝念念难忘的“被抹了一脸黑的夭亡的小女孩”，他们是生长在大山大地里的农民，他们的命运和土地捆绑在一起。电影《村戏》让人动容，在于它尊重作家和作家笔下的人物，用“乡土、乡音和乡亲”再现中国乡村鲜活的“人”的痕迹，它真诚地回到乡村，回归土地。
为了电影里的九亩半花生田，郑大圣和制片人在勘景时跑遍了太行山，于山坳僻壤里找到一块合用的田地。为了请到能种花生的农家，又是一番奔波，因为种花生很考验庄稼把式，如今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力大多进城务工，能找到还会摆弄花生的老农人，是很不容易的。
最难的是找演员。片名《村戏》很直观：风波最初因村里逢年节演老戏而起，之后引发的前情往事和纠纷不断，构成了村子里的“大戏”。电影的英译名更直接，就叫《梆子》，梆子戏盛行于太行山区，故事里的村民们唱的是梆子戏，贯穿了电影始末的配乐都是梆子曲牌。于是问题来了，要演1980年代初的农民，职业演员大抵是做不到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也不行，因为主角要唱梆子。为了“乡土乡亲乡音”俱全，意味着要从太行山的庄稼地里刨出一个剧团来。结果还真的找到这么一个民营剧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