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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有着“情人”外表的“正派丈夫”

2017-11-20 10:02:3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参与评论()人

苏珊·桑塔格的《加缪的〈日记〉》这篇文章写于1963年,距加缪因车祸逝世(1960年)只有三年。在这篇文章里,桑塔格对加缪的思想艺术特征有发人深思的描述,也有一些质疑性的批评。但这是在“伟大的作家”的范畴内的指摘。她提出一个有趣的分类,说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

苏珊·桑塔格

这两者在每个文学时代都不可或缺。“可靠、讲理、大方、正派”是丈夫的品格,而情人虽然“喜怒无常、自私、不可靠、残忍”,却能“换取刺激以及强烈情感的充盈”。桑塔格有点抱怨“现代文学”的“小说的家庭里”“充斥着发疯的情人、得意的强奸犯和被阉割的儿子——但罕有丈夫”。

加缪

在作家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上来看待这两类作家,“情人”式的作家在题材、主题、风格、方法上,将会更执意地和他的前辈较劲,更“炫耀性格、顽念以及奇特之处”,而“丈夫”式作家体现得较为“传统”,循规蹈矩。那么,加缪属于哪一类型?桑塔格说他是一个“理想丈夫”;但是作为一个当代人,“他不得不贩卖疯子们的主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然后,桑塔格指出:

……不过,他这样做时,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以致使他与其它人迥然有别。他从流行的虚无主义的前提出发,然后——全靠了他镇静的声音和语词的力量——把他的读者带向那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其前提得出来。这种从虚无主义深渊向外的非逻辑的一跃,正是加缪的才华,读者为此对他感激不尽。这正是加缪何以唤起了读者一方的挚爱之情的原因。

加缪的“适度”

在洪子城教授看来,加缪积极面对时代的思想、诗学问题,但也不反应过度。无论是在主题,世界观上,还是在艺术方法上,“适度”,对理解加缪的艺术来说,确实是一个“关键词”。但在1980年代,“适度”美感也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美感趣味

开放、变革、创新、崛起、超越、反叛……当然是那个文学“新时期”的主要取向,墨守成规会为多数作家、读者所不屑。但是反过来,过于激烈的那种“情人式”的言行,也难以被许多人接受,即使是具有先锋特征的思想、艺术群落。“意识流”的叙述需要有理性内核的支撑。“现代派”总是不够“现代”而被戏称为“伪现代派”。暧昧不明的人物性格仍会恪守一定的道德界限。

80年代中国的老照片

“肉”(欲望)的揭示不再不被允许,但迟早会纳入“灵”(政治、人生理念)的规范。悲观主义的“危险性”因为通过反抗而减弱,不致坠入“深渊”。“片面”需要有“深刻”作为其合理性的保证。有“无尽的动荡不安混沌不堪”,但之后又会“挣扎出来”并“升华到一片明亮质朴的庄严”。一代人的疲惫、焦虑的面容,因受到召唤而激奋,而神采发亮。而在决绝、响亮的“我—不—相—信”之后,看到的是“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这种保持“适度”的思想、精神依据,恰如桑塔格所指出的,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火焰”。它既是批判的武器,也是建构人的“主体性”和新生活、新文学的内涵。它成为联结“除旧”与“布新”之间的桥梁;人们因它的激情的庄严,姿态的高贵而热爱它,暂时忘却这种联结的“非逻辑”。这种“适度”的美学,或美感形态,是在一个感受到荒诞、非理性的世界中,试图解决人如何保持尊严,如何克服他的幸福受到的威胁,和如何重新赋予“正派”的、古典的丈夫以“现代品格”的问题。

历史创伤的“证言”

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对萨特、加缪这样的作家无疑有一种亲近感,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介入文学”的主张和实践。“文革”后,主流文学界着力提倡、恢复的,是在“十七年”和“文革”中受到压抑的文学的启蒙、干预功能。那时,“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意识也已经在涌动,但支配大多数作家的,还是那种社会承担的意识。

在这一点上,加缪这样的作家更有可能受到倾慕。他是一位置身于社会斗争、人间疾苦的作家,他的写作与关系人类命运的事件不可分离。在悼念文章中,萨特正确地指出,“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精神,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

加缪的《鼠疫》,不论是内在的逻辑,还是在叙述的形态上,都特别突出“见证”这一特征。加缪在《鼠疫》中,就多次交代这部中篇的类似新闻“报导”,和历史学家“见证”叙述的性质。虽然是虚构性的寓言故事,却采用“编年史”的,逐月逐日冷静记下“真人真事”的方式。“见证”所标识的历史的“真实性”,是叙述者的叙述目标。因而,当书中说“这件事发生了”的时候,叙述者期待的是“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我想,中国1980年代那些“文革”的书写者,也会有相同的期待。因此,后来编写当代文学史,我便使用了“历史创伤的证言”这样的标题。这个标题试图说明这类写作的目的和性质,也提示写作者的身份特征和叙述姿态。

《鼠疫》封面之一

虽然有这些共同点,但我也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作家(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和叙述的关注点等方面。由于加缪认为世界是非理性的,也怀疑那种历史“客观规律”的存在,以及人对那些“规律”的掌握,所以,他的关注点是人的生活,特别是在遭到囚禁、隔离的状态下,流亡、分离的不幸和痛苦;他将人的幸福置于抽象观念、规律之前,而不是之后(虽然他也承认,当抽象观念涉及人的生死时,也必须认真对待)。

也许那些艺术并不高明的,诸如《伤痕》那样的作品,也表现了将人的幸福置于抽象观念、教条之前的倾向,但是接踵而至的许多“反思”小说,就逐渐把关注点挪到对“规律”的抽取中,因而,事实上它们难以避免滑落进图解当代那些既定观念的陷阱。

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是《鼠疫》叙述者清醒的限度意识。虽然叙述者认为是在以众人的名义在说话,但也不打算让这种“代表性”的能力、权威无限度膨胀。从《鼠疫》的叙述方式上也可以见出这一点。

“幸存者”的身份意识

虽然《鼠疫》的写作具有明确的“见证”意识,但和1980年代不少书写“文革”记忆的作品不同,它对那种“幸存者”的身份、姿态总是持警惕的立场。 全面地说,如果不应该完全否定“幸存者”身份意识在写作上的积极意义,那么,也不应该对它有可能产生的损害毫无警觉。这种意识、观念在写作上,既表现为“良知”所支持的提供“见证”的责任感,表现为对美学标准的历史维度的重视,也表现为收集并强化“不幸”的那种“自怜”与“自恋”,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

在《鼠疫》中,“幸存者”的那种“见证”意识当然也随处可以见到,不过,也可以见到时时的警醒和辩驳。这里,加缪需要同时思考、处理这样的相关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现代悲剧事件、难以置信的特殊历史时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如何重新“定义”英雄和英雄行为。另一个问题,是艺术和道德的关系。1980年代后期在“当代文学”课上,我说到一些“伤痕”“反思”作品,里面有曲折人生,悲欢离合,有不幸和痛苦,但是,作品的核心却是“胜利”之后的终结和安定;这是为显示不安状况的句子后面所画上的句号

见证者

《鼠疫》的看法和这些作品并不相同,它审慎地处理有关“胜利”的问题。在奥兰的瘟疫结束,城门重新打开,离散、分隔的人们重又欢聚的“解放的夜晚”,人们在礼花中庆祝胜利。但那个患哮喘病的老人说的是:“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因此,作为叙述者的里厄医生明白他的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

《鼠疫》封面之一

对于这样一个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的作家来说,生活既然并未结束,那么,悲剧和荒谬也仍然伴随。也就是说,他的写作不是要加入胜利的欢呼声,而是让读者看到这样的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他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耐心地潜伏守候……”因而,在这部小说中,“胜利”不是一个与“终结”有关的历史概念,“幸存者”也不会因为经历了苦难而被自动赋予英雄和权威的姿态,特别是这个英雄的“幸存者”为抽象观念和教条所缠身并赋予高度的时候。

至于道德与艺术的关系,这确实是个经常让人困惑的问题。《鼠疫》不是单纯的自娱与娱人的文字,里面贯穿的是为爱而反抗荒谬、非正义,寻找出路的激情和勇气。不过正如罗歇·格勒尼埃说的,不应该忘记加缪“首先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他在写作上的不懈怠,精益求精,都表明是在想进入他所说的由纪德作为守门人的那座文学的“花园”。

因此,苏珊·桑塔格认为,在表现“道德之美”上,20世纪的其他作家也许更有立场,更有道德色彩,但他们没有能显示出比加缪更多的美和更多的说服力。即使如此,道德美和艺术美还是不能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因而,“幸存感”也确实不能简单、直接地转化为“审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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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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