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是龙极富文才,诗文皆情辞两美。35岁曾作《送春赋·并叙》,得到当时文人的激赏。王世贞题曰:“廷韩此赋,可谓文生于性,廷韩此书,可谓笔外有情,令人于翰墨外有章台走马之兴,几欲夺之,抑情而止。”王穉登题云:“《送春赋叱辞如灿花,当时江郎梦笔时耶。书法韶令英英,逼人子敬,白练裙中墨,属泽家之季矣。靡靡隃快哉,莫盛僕且耳熟。”一时俊才如王世懋、俞允文、欧大任、皇甫坊、梁辰鱼等均在幅上题跋称赞,也足见莫是龙文才、书艺之高超。莫是龙在32岁时便有《莫少江集》问世。当时锡山俞宪为刻《二莫集》,一时传为佳话。
莫是龙是性情中人,性格豪爽俊迈,一如其书。《石秀斋集》的前面有张长舆撰的小传见其个性:“先生少负俊才,早承家学。刺经读史,则理窟穷探掞藻,摛华则文心妙解。加以义能掩日,气可笼霄,情投则推赤心于韦布,意拂则白眼于公卿。是以爱者固敛衽而推,忌者亦侧目而视矣。先生自以名冠群髦,志轻一第。而公车屡蹶,国室长韬。人嗟和氏之冤,时谓刘贲之屈。”
毫不掩饰好恶情感的外露,傲视世俗的各种陈规陋习,率然坦露自己的心胸,这或许是艺术创作最需要的素质。仕途的不幸反而成了莫是龙艺术上的大幸。他48岁那年十月,与沈周南等文友夜集小雅堂,莫是龙出米元章灵璧石置坐,焚香,各赋诗。诗成之时月满西楼,客人徐步月归。而他仍然独坐煮惠泉边,捡案头书翻检,兴致而书道:“人生各有嗜好,皆痴也。而乐此不为疲。虽我嗤俗子,而俗子得,复嗤我后也。书之以俟达观者定焉。”正是对书画的这份“痴”,这份执著,才使他到达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家藏“万卷”
莫家富于藏书,到莫是龙时达至极盛。据史料记载,莫是龙从小在虞山长大,其舅父杨仪字梦羽,号五川,历任工部主事、礼部等郎中,擢升山东副史,辞官归乡后,以读书著述为务,并致力于宋元旧本的收藏和文物古董的鉴赏。他有一藏书楼,名为“七桧山房万卷楼”。
莫是龙耳濡目染,对于版本鉴别很有心得。杨仪身故后,杨家“因事被累”,莫是龙便将舅父藏书中的珍本带到松江,收藏在莫家“城南精舍”的“石秀斋”中,经常鉴赏校勘,在不少藏书上留下了他的笔墨题识。
七桧山房万卷楼的其余遗书则为杨家仆佣、亲友悄悄窃去,逐渐散失于江南地界。江阴文人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1505—1593年)在其晚年所著的《戒庵漫笔》卷五中,详细地记述了杨家藏书的结局,并寄慨于膏梁子弟之未能珍惜父辈心血。
所以说,莫是龙抢先携归珍本,实际上保存了万卷楼的精华,在文献典籍的传承上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黄丕烈作诗,在藏书史上留下了这样一笔:“七桧山房万卷楼,杨家书籍莫家收。”
莫是龙《草书七绝诗轴》纸本草书 133.5×53.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揮手寒原日欲西,
霜禽向客有情啼。
空山搖落無相贈,
獨與春風送馬頭。
雲卿書。
钤印:莫氏廷韓(白文)、 興與墨飛(白文)
南宗北论
莫是龙对绘画的重要贡献是和董其昌先后提出了“南北宗”理论,以唐代禅宗分南北为喻,建构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鉴赏的标杆。
关于“南北宗论”,一般著述视其出于董其昌《画旨》之中:“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意指山水画分南北两派,北宗以李思训、李昭道为鼻祖,讲求功力,渐修,画法多用设色勾斫,繁缛霸悍,南宗则由王维开山,讲修养和顿悟,画法多用水墨渲染,天真简率。
但现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该理论是由莫是龙率先提出的。莫是龙在《画说》中共有16条论述,其中就提到“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等观点。其实莫是龙与董其昌身为挚友,于吟诗附唱,畅谈爽跃之间,共享书画通乐之事,畅谈南北分宗之说,也不足为奇。
“南北宗论”应该正是在二人长期的艺术思想交流过程中形成完善的。莫是龙首先提出画分南北宗的观点,认为“善画者画意不画形”,腔调意趣、含蓄和形象的自然流露。而董其昌则一脉相承地发展了莫是龙的理论,推崇南宗,讲求神似和韵味,重视意境,更进一步提出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得这一理论在绘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