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舒璇
清郎世宁《乾隆皇帝大阅图》局部
乾隆一直觉得，使用皇帝的权力让大臣和子民对他毕恭毕敬没意思，所以每次和大臣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大多情况以一个学者身份自居，不过别人看来他是真有才，加上自己有权，偶尔耍个赖皮，感受作为一个成功学者的欢乐，乐此不疲。乾隆喜欢写，他还有个三希堂，里面放了些宝贝，他喜欢告诉大家这都是真迹，不过真不真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拿着这些宝贝，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当皇帝的快乐，忙里偷闲，又不误正事，十分有趣。这说明他对书法和文化的热爱，虽然不是专业擅长的领域，兴致到了，取得点小成绩，拿来炫耀一下，也颇有情致。
王珣《伯远帖》三希堂法帖之一
清十二帝都特别喜欢书法，康乾盛世如此，之后的嘉庆、道光皇帝也是如此，至于皇帝们为何这般“不务正业”？可以从乾隆看出来。
乾隆学书法，学汉文化，自然免不了和汉臣的交往，继续深入汉文化，塑造自身的“儒雅”和正统形象。他借此提拔了很多汉人，皇权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彰显，没有皇帝的提拔绝不会有这些汉人的飞黄腾达。而优待近臣也使得他们感恩戴德，无形之中形成一种凝聚力。他们走出京城后，无论是京畿首辅还是封疆一方，都时时想着报效皇恩，不只是要求自己，也影响身边的人，而最终皇权也得到稳固。
康熙书法
比如，最受帝王优待的书家是乾隆提拔的张照。乾隆喜欢这个人，把他列入国史，说“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这种话是皇帝说的，能不能担得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乾隆学书崇尚正宗，将身为臣子的张照推至书圣的位置，一下子引导了清中期朝廷书学的发展，教化了天下士子。能得到皇帝的赏识，而且将与赵孟頫(谥“文敏”)，董其昌(谥“文敏”)并列，称“三朝三文敏”，并有肖像画传世，足见其在清前期的书坛领袖地位。对一个人好，赐其高官厚禄还不够，还要捧到极点，让张照感激涕零。
清· 张照行书《弘历读昌黎集诗轴》局部
没有无缘无故对人好，乾隆能对一个汉臣这般好，是彰显皇权的手段，使书法的发展与其统治需要相适应。张照小变董字的秀媚为厚重，与乾隆统治下的“盛世气象”相暗合。启功先生曾经说：“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赵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此变化也，正寓于繁规缉矩之中，齐民见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驯谨焉。”也就是说，学会皇帝喜欢的字体，能够走上人生巅峰。也就是说，推行统一规范的朝廷书法书写标准，更好的端正人心、统一思想。
乾隆书法
张照作为典范被树立，是因为他的树立有助于引导书学发展，端正士气，这是出于统治的需要。由时代背景看，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赢得在人口和文化上都远超本民族的汉族的认可，特别是汉族士人的认可。诸位皇帝都为此头疼不已。所以，以武力得天下之后，亟需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规范世人行为，使之符合伦理纲常，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要求。
换句话说，清代诸位皇帝都希望借由书法“教化天下”，所以就有了乾隆爷研习书法、做学问、在画上乱题，忙的不亦乐乎，虽然毁了很多名画，但确实有点小才华，用书法得了天下士人的心。
比起有才的乾隆爷，其它几位皇帝，对书法都有着非一般的钟爱，他们引导书法发展，不但树立典范，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取状元，同时也有着内在的教化理念——就是对“正”、“敬”书风以及对帖学正宗的推崇。
乾隆在《快雪时晴帖》御笔题诗
还说乾隆，乾隆在《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七月都下帖》《行穰帖》题跋中均用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评语，“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对王羲之风格的典型描述，反复运用此句，乾隆意在表明其书法以正宗为依托。在品评其他名帖时，乾隆也以正宗观念为参照。如在跋《蒙诏帖》中即提到“险中生态，力变右军”。最能说明乾隆对此推崇的，是一开头说的三希堂，他酷爱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帖，就把古代法帖都找来，刻印成册分赐下臣，这样他的理念也就有了实物对应，对书法时风的引导也更加强有力。
康熙赐书
清代皇帝们自己崇尚帖学正宗，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影响臣下。赐书是一种方式。因为赐书不光会展现帝王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造诣，书写的内容也极为关键，更重要的是获帝王赐书本身就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以康熙帝的赐书为例，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十一月，康熙南巡至孔庙行礼，为大成殿书“万世师表”匾额，紧接着，又赐给孔子的66代孙子孔毓圻《御制过阙里诗》，也让他感激涕零。
五年之后，他又南巡，自己把孔子、孟子及周公庙的碑文抄了一遍，赐给孔毓圻，大学者孟贞仁，东野沛然等人。他这种赐书是经常性的，孔子、孟子等圣人的遗迹及后人、忠臣、封疆大吏，赐的都是“万世师表”、“忠贞炳日”之类的话，这些人得到之后，受宠若惊，肯定更加效忠康熙。这也是一种对“正”、“敬”书风的推崇。
欧阳询书法（上）与清顺治年间状元邹忠倚书法（下）扇面
上之所好，下必流行。顺治皇帝喜欢欧阳询的书法，当时的状元邹忠倚、孙承恩写的都是欧阳询的书法。康熙喜欢二王的书法，状元归允肃、蔡升元、汪绎写的都是二王的书法。清朝书法上的另一座巨擘是“三朝三文敏”之一的董其昌，董其昌的影响大到连康熙都受他影响。孙过庭说过：‘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此香光之得右军也。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在朝廷之中便形成了一股崇董的书风，在众多朝廷书家中，陈邦彦专学董书，晚年几乎可以乱真，于是1703年康熙年间成为进士入馆选侍值内廷，乾隆初起原官仕至礼部侍郎，走上人生巅峰。康熙年间进士查升也是学习董其昌书法，殿试中因为书法被定为当科状元。除此之外，高士奇、毛奇龄、姜宸英、张英等人，都是董其昌书法的潜心传承者，因为追随当时的潮流而进入历史。皇帝喜欢的，一定可以引领一个时代，但更深层原因是，皇帝为什么喜欢，比如皇帝规定清代科举当中，楷法不工者，难以入仕，而在文书的书写方面，稍有差池，就可能受到责罚。书法即是心法，在笔迹上的要求，可以规范内心的态度，这也是清朝皇帝们反复推崇书法以及“正”、“敬”书风的良苦用心。
陈邦彦书法
无论是崇尚董其昌的书风，还是规定科举取士的书法取向，抑或是御笔赐书，都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对于皇帝来说，书法是一种皇权的体现和教化手段，对于满清子弟来说，研习书法及汉族典籍，游心翰墨，附庸风雅，也促使一个游牧民族早早的因为文明而进入到农耕时代，使得彼此间差异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更加融合，成为时风转变的指针。这是书法的妙用，无论在历史各个朝代，还是在当下，书法即心法，研习书法，不仅风雅，蒙养正气，也可以找寻内心，无论“体”如何变，其内在的笔法始终带有一个时代的烙印，这也正是作为外族皇帝的清朝十二帝对书法如此痴迷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书法兴盛的时代，一定是安居乐业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