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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看遍了他人的痛苦

2018-02-28 09:29:49    南风窗  参与评论()人

“人们为此写了很多书。”他说,“又厚又长,还附有注解,却仍然无法理性地叙述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忘了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读到的,说切尔诺贝利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自我认识。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一直在等着某个聪明人向我解释一切,就像人们解释斯大林、列宁或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或者像鼓吹自由市场的口号般不断重复。然而,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切尔诺贝利的世界里长大的,现在却要与切尔诺贝利共存。”

上文提及到的“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即1986年4月26日凌晨,白俄罗斯境内的苏联核电厂发生的核泄漏事故。对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小国来说,这次的灾难是一场致命的浩劫,200多万人受到辐射,其中70多万是儿童,大量的土地和村庄无人居住,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死亡成为了家常便饭,几代人深受其害。与二战期间的大屠杀的幸存者一样,那些携带着无法测量的辐射源勉强活下来的人们,再也无法找回自己的生活,他们变成了令人恐惧的他者,别人眼中的怪物,他们被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2015年新晋诺贝尔文学家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1997年出版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通过采访那些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幸存者、清理人、已逝者的家人,还有那些参与到救援事故中不同职业的人群的声音辑录而成。

开篇的叙述者是其中之一的受访者,他原本是一位研究火箭材料的科学家,事故发生后,他成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就是一位体制内的官僚,他奉命建造了一座切尔诺贝利博物馆,这是他唯一感到些许欣慰的成就。相对于那些众多悲惨的人群来说,他之所以能思考这场灾难的意义,恰恰是因为他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旁观者,他深谙体制的弊端,也看到了许多的苦难,但他依然参与到这场灾难的谎言制造当中。他本能地想逃避,又渴望说出真相,他搜集切尔诺贝利的收藏品,想储存证据,又不得不破坏纪录片的拍摄,不允许人们记录下这场悲剧,他不敢违抗上级的命令,却又让记者搜集证据,有待来日可以说出真相。这种矛盾的心态折磨摧残着他的良知,让他游走在谎言与真相,工作与良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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