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一个身着道袍的人在一棵缠绕着凌霄花的松树下弹琴给身着官袍的两个清客听，松树后植着五只青竹，抚琴者左边，罩着黑漆的香几上放着一顶香炉，炉上飘烟。放置古琴的是一张琴桌，以石为面。“琴桌早在宋代就已出现”，此图可为据。琴桌正对面是一个用于装饰的兽面纹鼎，里面植花。
人物：坐在蒲苇上的三个人，据清人胡敬的《西清札记》记载，弹琴的是宋徽宗赵佶，右边红袍的是蔡京，左边蓝袍的是宦官童贯。蔡京童贯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奸贼恶相，是令君王玩物丧志，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人物。而做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最让后人痛斥的就是将北宋推向覆灭，从历史上有名的才华卓绝的风流帝王沦落为阶下囚，而且客死异乡。蔡京童贯最后的命运也与他们生前的荣华形成巨大反差，令人唏嘘。
第二层：《听琴图》的意境构成要素——视觉气息与音乐心理
㈠视觉气息
⑴线性视向：
a，色彩的线性视向：
身穿白色深衣、外罩黑色背子的抚琴者在红色和蓝色两块鲜艳色彩的映衬下显得很稳重，横躺在琴桌上的古琴，全身罩着灰漆，在柔软细腻的手指的映衬下显得极挺劲。虽然红色和蓝色都很鲜丽，但在整体的黄色的绢本上，还是黑墨白粉的抚琴者夺人眼球。
抚琴者周围有几条线，将他的形突显在观赏者眼中。那些无形的引导视觉的线分别是做为背子衬领的黑色粗线；古琴的黑色块面；琴桌的黄色块面。还有以香几细长的腿代表的黑色细线，以及映衬在淡墨晕染的背子里作为桌腿的黄色细线。与抚琴者正襟危坐——实际上为圆弧形的——身形呼应的是身后挺拔向上的松树的线。在松树后，弧度最大的竹枝与低审者的身形（色彩块面的）形成同角度的视觉方向，与左边仰观者相对而成圆形视觉图式。
因为上下两个物件（石与鼎及花与松树松枝及松身上的花）在色彩明度上的一致使画面上下两个方位的连接呈现竖向的视觉走向。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作画者为使石墩与松枝有呼应，使“Z”字形的石墩向左上倾斜，与上方向左下倾斜的那枝松枝相对应，使上下空间有包含之感；由于周围空白的存在，在观者心理上形成一种无限的空间感受；又有红与蓝在横向视觉上的运用，使整个画面在色彩组织上既鲜丽又平稳。
总之，这些呈现在人视线里的色彩线向要么是以向上的直线形式呈现，要么是半圆的弧线形式呈现，所以这幅画所传达的意境是非常静谧优雅的，而左边书童的存在也不容忽视，他使画面下方形成疏密有致的整体，在色彩上平衡各个色块之间的关系。
b，气息的线性视向：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听琴图》的视觉是线性视觉。线性视觉的定义有两层：一，在观看时，眼睛的视觉走向有一个开始、持续、消亡的时间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完整的呈现在眼前，所以是极稳定的。就以画面上的松打个比方，由于作者没有标出地平线的位置，那松在进入我们的视线里就有从各个方向上的开始、持续、消亡的流动过程，而消亡的最后又会回归到画面整体的无限的空间上来。二，空间是平面的，就因为平面而使时间在这种平面的空间上有更通畅的流动性。如果按比例缩小此图，再以画面的人物冠以中国历史人物符号，抚琴者为宋徽宗，蓝衣为童贯，红衣为蔡京。再以西方字母ABC代表他们在画中的位置，以其他字母代表画中的物件，则可得出以下图式，即气息的线性视向：
A为赵佶，B为蔡京，C为童贯，D为鼎石，E为松的最高点，F为蔡京题诗，G为赵佶题字，H为赵佶落款，I为书童，J为香几，abc为松枝方向。
结合画面人物脸的方向（气息集中点）以及物体在我们视觉里的感受重心，可以推测出以下的几条向线（读者可结合原图参照，对应，以便查证）。
A→C→A 代表赵佶与童贯两人相互的视线方向。
A→B 因E（树的根部）的尾部连接，使AB在我们的视觉重心上有了连接，相对与C，AB间在疏密上关系更紧，而且两人的视线方向相同。
B→D 因为B的视线向下与D有了连接，
D→C D的组合里的花因左边高于右边，视觉重心在右，形成了D→C的连接
由此可以得出 A→B→D→C→A 在整体上是循环的。
E在我们的视线中是由A出发延伸至顶端，由于E这条线在画幅中是最长的，引的方向又是向上，那么abc三条松枝的向下的方向力就很好的平衡了E的视觉重心，而使A成为整个画面“气”流动的集中与循环的中心。而A又延伸出竹枝的视觉，使画面的气在封闭的画幅里通向外，使意境有了对外空间的生长。
由于G与H在疏密上以及方位上的差别，尤其是疏密上，“天下一人”的画押笔划实在太简，F的存在（蔡京的书法）在整体上平衡了上下方空间。
这里可以得出三个“局部”的整体：一个是人物在色和线上的整体，横向的；一个是松石的整体，竖向的。因A→B→D→C→A→E的关系，两者有了极为优美的北极星形的连接，而赵佶正是这颗“北极星”的中心。还有一个整体即是题诗题字和画押——画幅上下方的整体。
假设画面如果没有H“天下一人”的存在，那么这幅画会因形象间过于舒缓的平衡关系而显得单调平板甚至封闭，要是没有F—“诗”的存在，那么HG— “画押题字”也会因疏密差距过大，上方就会过于空荡，破坏了整体精细的风格。
人们说蔡京题诗是马屁之词，又说题于皇帝的上头，有不敬之罪，经过这样直观的分析可以得出，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它不仅破坏对古画整体的欣赏，而且更不能去体会画面传达的更深沉的内涵，因是非憎恶，失却对历史对艺术整体的欣赏，不值得。而且“宋徽宗”、“童贯”、“蔡京”也早已因历史的泯灭，化为历史符号，画面上是否真是其人，已经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