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焦菊隐诞辰110周年，2015年岁末，北京人艺复排演出话剧《茶馆》。
《茶馆》首演于1958年，1963年再度演出，两轮演出102场。“文革”前《茶馆》的演出“虽然连连客满,但它的地位岌岌可危……”
1957年12月2日，北京人艺205会议室，老舍先生向全体演员读他的新作《茶馆》。读完剧本后，演员开始申请角色。由此，《茶馆》的体验生活和排练开始。《茶馆》的导演是焦菊隐和夏淳。刚刚在反右运动中被“保护过关”的焦菊隐，在一篇手稿中形容《茶馆》第一幕是“一篇不朽的巨作”。称赞老舍“在短短十分钟的戏里，同时刻画了几十个浮出纸面的活生生人物”。
1958年3月29日，《茶馆》首演，在观众叫好声中，各种非议也接踵而来。《读书》杂志刊登署名文章：《评老舍的茶馆》。文章认为“全剧缺乏阶级观点，有浓厚的阶级调和色彩……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1957年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来到北京人艺，在剧院党组扩大会上谈“关于剧院艺术创作的倾向问题”。批评剧院领导在组织创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不大注意政治，不大注意内容，有点过多地追求形式。”他说：“《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的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他提出：“一个剧院的风格首先是政治风格，其次才是艺术风格。离开了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 “焦菊隐的斯坦尼是资产阶级的……”《茶馆》的演出被迫停止。1957年9月12日，周恩来总理来看话剧《红旗飘飘》。提到《茶馆》时，他对于是之等人说了一句话：“《茶馆》改一改还可以演嘛。”
1963年元月，北京人艺准备重排《茶馆》。有一个下午，焦菊隐专门排“三个老头撒纸钱”这个片段。于是之回忆那天焦菊隐排戏的情景：“戏，是熟戏了，不仅排过，而且早已演过。这天下午，先是我们又演了两遍，他只是看。演过了，就等着听他的意见。我记得他只提了一个意见：叫我们把许多重要的台词都直接说给观众。他说：你们试试。我们就试着做起来：
王利发：改良啊！改良！一辈子没忘了改良，老怕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呀，好，我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下去！……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凭什么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常四爷：老朋友，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哭不出来喽！……我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呀？……秦仲义：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你把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于是之回忆：“这么一个轻微的调整，竟引起我们极大的激动。非但没有因为彼此间交流的减少而丢掉了真实，相反，倒觉得我们的感情仿佛都能够更自由地抒发起来……”
1963年《茶馆》演出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发表了“题材决定论”。提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等论调。北京人艺奉命修改《茶馆》。焦菊隐对演员说：“加的红线都是为了提高戏的思想性。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于是之后来曾这样形容加了红线的《茶馆》：“煞是热闹，就是总有点‘活报’的味道。仿佛看老舍的《茶馆》是彩色片，放到这一段就变成新闻片了，还是黑白的……”
1963年4月2日和4月5日，老舍接连看了《茶馆》的连排和彩排，但他没有去后台，也没有和演员说一句话。4月7日，《茶馆》在人民剧场公演。在全国都在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等现代戏的高潮中，北京人艺的《茶馆》显得非常不合时宜。7月7日，周恩来总理来看《茶馆》演出后对焦菊隐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还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但1963年的《茶馆》演出，报纸不让发消息，演了五十三场后只好收场。后来，便是对《茶馆》的批判：《茶馆》反动，反动中之反动莫过于叫“三个老头撒纸钱”。而焦菊隐竟然叫这段戏要直接说给观众更是“反动透顶”了。
1966年1月31日，北京人艺党委会传达市委对焦菊隐的处理意见：决定撤销焦菊隐的副院长职务，并对他进行公开批判。1975年2月28日，身心备受折磨的焦菊隐因患肺癌得不到及时和应有的治疗，在协和医院辞世，终年6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