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热的《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让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陌生”的剧作家和作品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图为该话剧剧照。(北京人艺供图)
本报记者童薇菁
北京人艺近期叫好又叫座的《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日前结束了上海的四场演出。同样是喜剧，这部名字听起来颇有古韵的作品，没有像市场上一般的闹剧那样，笑出观众的“八块腹肌”，反倒是“炸”出了一个最会写喜剧的民国物理学家:丁西林，和他笔下“不俗”的生活喜剧。
说“炸”，是因为观众有点惊讶，有点陌生。丁西林没怎么走过市场，观众对他的了解不如老舍、曹禺，也是正常。但他在戏剧学院里却号称排练场上的“救星”，导演班赞笑着道出缘由，“老师对作业不满意，我们就想办法排一个丁西林先生的独幕戏，台词好，又锻炼演员”。
在焦菊隐先生的执导下，北京人艺曾在1950年代排过丁西林的三部小戏，上世纪90年代宋丹丹也演过《三块钱国币》，而这一次最新的《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能获得票房和口碑上的双赢，成功验证了原本只“存在”于校园戏库里的剧作家和剧本在商业舞台上也能有一番天地。丁西林所引发的强烈关注，反映了大众舞台对优质作品的渴望，对“真实”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呼唤。那么，在中国现代戏剧宝库里还有哪些“丁西林”?还有哪些“陌生”的好戏值得被重新发现呢?
能生动描摹知识分子心理，别忘了杨绛先生
丁西林首先是一个优雅的批判者。上海戏剧学院丁罗南教授认为，丁西林对“五四”时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没有走入当时流行的宏大叙事，而是选择了小的切口，用一张张微观的生活截面呈现文化的适应性问题，剧中那些既中又洋、半新半旧的人物，诙谐且真实地反映出知识分子的微妙心理状态。
《一只马蜂》是丁西林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剧中的“吉老太太”就是一个带有文化矛盾性的典型人物。她嘴上口口声称，不再做封建家长，为孩子包办婚事，但骨子里还是想包办一切，包办不了儿子，就去包办侄子。
作为文化转折期的“五四”，虽然社会趋向开放，但传统观念在人们的心理上依旧根深蒂固，丁西林发现了这一时代特点。他笔下的年轻人也莫不如是，他们愿意接受新思想，也想尝试“变革”，但一遇到具体问题，还是不能用新的方法来解决，只能口是心非，委婉表达。同样的，作为思想开放的新式女性，《酒后》里的妻子突发奇想欲一吻熟睡中的客人，丈夫终于被说服，她自己却羞赧地迈不动腿，骨子里依然是保守的。
留英时期的丁西林，在业余时间通过看英文小说、戏剧攻克语言关，竟就此开始对戏剧发生兴趣。他受到王尔德、萧伯纳的影响很深，将英式喜剧的幽默化为己用。英式幽默的最大特点，是用英语(语言)本身的特点营造笑点。这种喜剧的幽默，并非刻意营造，而是人物性格自然发展的产物，是有逻辑且合理的。作家经过层层铺设后的最终收梢，能够产生“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惊喜。正是因为丁西林对英式喜剧的深刻认识，使得他能够游刃有余地用汉语进行创作，而不是拿腔拿调，照搬照抄。
“像丁西林这样不动声色地表达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作家太稀有了。”丁罗南说，如果还要找出和丁西林一样擅写知识分子心理的作家，那只有杨绛先生了。
1942年冬，杨绛先生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戏剧作品《称心如意》。该剧1943年被搬上舞台，并由著名导演黄佐临执导，演员李建吾、林彬出演，反响极大，颇受欢迎。《称心如意》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舅舅舅妈们的排挤，被踢来踢去无人愿意收留，最终却歪打正着得到了朗斋舅舅的爱怜……该剧反映了当时所谓上流人物的富人们的下流品性。剧中人物形形色色，情节逻辑缜密，同时语言本色自然，有着文雅的幽默感，是很典型的文人式风趣。
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她另一部同类型剧作《弄假成真》被称为“喜剧双壁”。“真实”是丁西林和杨绛喜剧作品的最大特点。文学技巧的背后，反映出他们对喜剧的价值追求。2007年，在纪念话剧百年期间，中央戏剧学院排演了杨绛先生的《称心如意》。与此同时在上海，导演杨昕巍也把《弄真成假》重新搬上艺术舞台，南北观众同时见到杨绛的喜剧作品，实为罕见与可贵。
从欧阳予倩到陈白尘，“文章”合为时而著
“五四”时期涌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剧作家，丁西林代表了其中较为少见的风格，对绝大多数的“五四”剧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往往着眼于历史、社会进程中的大背景、大问题，以鼓励新思想、改造国民性为创作意志，代表人物有郭沫若、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等。受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等人的影响，当时的戏剧作品流行“宏大叙事”，其间诞生了一大批出走的“娜拉”(《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一大批像《人民公敌》这样的社会问题剧。
郭沫若擅长用历史题材表达现实，其代表作《卓文君》成为“五四”时期具有反抗精神、追求个人价值的新女性的象征。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屏风后》以高度概念化和象征化的手法，对所谓“道德权威”的伪善进行批判。丁罗南认为，上世纪20年代(以“五四”时期为代表)的戏剧作品普遍有“问题为重，人物为轻”的特征。剧作家的创作风格常常是直白式、批判式地揭露问题，而不是那么重视开发人物。”直到他们“下一辈”曹禺等人的出现，创作方向才发生转变。
上世纪30年代前后，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夏衍，就深受曹禺“以人物写悲剧”的影响，创作了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上海屋檐下》。他有意识地在人物性格刻画和环境描写上下功夫，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大的时代，虽然剧本被翻拍成电影电视，但在当代舞台上却排演不多。
宋之的的独幕剧《群猴》则是一部政治讽刺剧。为争当议员，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粉墨登场，争吵叫骂甚至动刀动枪，活像一群丑态百出的猴子。宋之的的创作生涯，同中国解放事业息息相关，抨击旧社会的阴暗面，揭露侵略者暴行，为民族解放事业呐喊是宋之的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雾重庆》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丁罗南说，左翼剧作家的作品，总是比“他人”多了一根批判社会的神经，他们作品的思想性与深刻性值得被重新发掘。
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陈白尘对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抗战开始后，他创作的多幕剧《结婚进行曲》《魔窟》以及独幕剧《后方小喜剧》等现实主义作品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而《升官图》更显示出他对荒诞与真实出色的驾驭。“中国近现代戏剧史并不缺好戏，对于今天呼唤现实主义创作、呼唤舞台精品的戏剧领域来说，是时候发现丁西林背后、被尘封已久的历史与佳作了。”丁罗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