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特文格勒：留下做苦难的见证，让音乐焕发荣光
◎柯辉
关键词：指挥家富特文格勒诞辰130周年
在很多场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录音中，总能感觉到那种“最后一场音乐会”的意味，在这些录音中一切都是极致，对生的渴望，对和平的向往，对死亡的恐惧，对美的追求。
“我知道德国处于重大的危机中，我感到对德国负有责任，尽力挽救这一危机是我的任务，人们关心我的艺术会被误做宣传之用，但我觉得我更应该关心的是维护德国的音乐，把音乐演奏给危机中的德国人民。这些人民，巴赫和贝多芬，莫扎特与舒伯特的同胞们，在陷入纳粹政府控制下仍旧需要继续生存的德国人民，没有在那些日子里生活过的人难以判断真相。托马斯·曼（注：战前逃亡的德国著名作家）是否真的相信，在‘希特勒的德国’是不应该演奏贝多芬音乐的？其实他应该知道，在希特勒恐怖统治下的德国人民才是最需要、最渴望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听到他对自由与人类爱的呼声！我不后悔留下来为他们演奏，也不后悔留下来跟他们共渡难关。”
——上面的一段文字是富特文格勒在1946年12月12日盟军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时，在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每每读到这段文字我都会感慨万千，从1933年纳粹上台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德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起被这位凶残的魔鬼、纳粹头领带入了一场旷世浩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上最大的同类绞杀中，人类的生命与文化在这场浩劫中被洗劫、摧残。作为全世界伟大指挥家之一的富特文格勒，也不能幸免地被卷入这期间的是是非非。他没有像布鲁诺·瓦尔特、克莱姆佩勒这些犹太裔指挥家那样逃离德国，也没像意大利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那样在美国高举反纳粹大旗，他选择了留在德国继续指挥演出。他更加希望用他指挥出来的音乐铭记这一时刻，让音乐真实刻画下战争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同时也想让音乐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焕发出最大的荣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整个世界蒙上了阴霾，这对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肩负责任和背负历史使命感的指挥家，他在战时的录音中加入了很多孤注一掷。在那个时期，人的生命随时可能会因战争的惨烈而消失，所以在很多场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录音中，总能感觉到那种“最后一场音乐会”的意味，在这些录音中一切都是极致，对生的渴望，对和平的向往，对死亡的恐惧，对美的追求。正是这些极致的情感，也催生了可能是音乐史上最深刻、最动人心扉的一批现场音乐会录音。
这些录音里，我们可以听到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在1943年12月的圣诞前夜录制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里那种美轮美奂的梦幻“田园”之旅，也能听到1944年录制于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呐喊，更可以听到与柏林爱乐留下的数个极致演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里那种从阴暗得令人窒息到对光明的渴望，都被富特文格勒挖掘到了近乎癫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里人生的大起大落、信仰的诉求与畅想，被他的指挥棒与柏林爱乐的音乐家们演绎得超凡脱俗。
最令人动容的可能是他1945年离开柏林前最后一场音乐会留下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末乐章。他的母亲在1944年末离开人世，这时的大师已经下定了离开柏林的决心，虽然他没有跟乐团里的任何一位乐手透露自己的计划，但在场的每一位乐手都已经感知到这将是他们与富特文格勒战时真正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别后的重逢不知是何日，所有一切都在仅存的乐章里表达，双方都用极致中的极致来宣泄压抑的情感，这个乐章的爆发也成为富特文格勒指挥艺术的一个巅峰。
在富特文格勒去世数年后，作曲家勋伯格夫妇透露了一个史实：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富特文格勒在巴黎碰到了已经离开德国的勋伯格夫妇，当时的富特文格勒甚至比勋伯格对德国状况的判断更加绝望，他大声询问着勋伯格夫妇自己该如何抉择。勋伯格坚决要他回到德国，去创造伟大的音乐。“这是你的职责，也是真正的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富特文格勒回去了，他，做到了。
今年1月25日是富特文格勒大师诞辰130周年，他的墓碑在海德堡他母亲的墓碑旁，上面赫然刻着一行字，中文可译为：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他的音乐艺术并没有因为时代的久远而失去魅力，反而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显示出更加深刻的时代意义。时光不能倒流，但历史却在不断地重演，很多伟大的艺术消失了，但人类最不会消失的就是爱。这是富特文格勒留给我们的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