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勋要来开钢琴独奏音乐会了！”这个消息很早就在乐迷间口口相传，5月7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一传闻终于梦境成真，要知道，他此前拒绝了多少极有分量的独奏会邀约，连他在英国的经纪人多次请求也没有理会。
1974年，郑明勋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摘得银奖，并不像巴伦博伊姆或者阿什肯纳齐那样长期兼顾钢琴、指挥两个领域，他很早就瞄准了指挥，苦心磨练，以致人们几乎要忘了他最初成名是通过钢琴。这些年来，郑明勋的钢琴演奏主要通过“郑氏三重奏”或其他的室内乐演奏向世人展示，其中不乏梅西安《时间终结四重奏》、贝多芬《三重协奏曲》等著名录音。唯一的独奏专辑，则是由唱片品牌ECM发行的，以耳熟能详的古典小品和选章为主要构成。
这次能够说动他开独奏音乐会，主办方上海交响乐团也是费尽心力。郑明勋的二公子是ECM的制作人，也正是借由这次举办ECM音乐节的契机，郑明勋以“指挥加独奏”的双重身份领衔这次盛会，突出了整个节目的形象，也合乎“及，人所未及”的音乐季标语。难怪上交音乐厅的声学设计丰田泰久也前来观赏。
“柴赛”40多年过去了，郑明勋的钢琴技艺如今怎样？这恐怕是所有观众带着的疑问。尽管他已经在国内以弹奏钢琴协奏曲亮相，然而真正考验演奏技艺的还得是独奏会。或许是为了兼顾口味和艺术家的体力分配，上半场的曲目基本来自他在ECM录制的专辑，而下半场则特邀上海交响乐团的乐队副首席张乐以及大提琴首席黄北星合力演奏勃拉姆斯的《B大调钢琴三重奏》。
客观来说，我们无法以一个职业的巡演钢琴家的标准来苛求郑明勋。临时调整顺序以舒曼的《梦幻曲》作为开场，似乎是为了更容易进入状态，在完成舒伯特《降E大调即兴曲》之后，他本人也不禁向观众席吐舌头，甩手缓解肌肉负荷。可见这对于久违独奏会的郑明勋而言并非容易的事。
不能不说，他是带着对音乐和观众的热情接受这次挑战的，这从上半场临时增加表演曲目也可以看出来。他似乎是在用演奏磨练自己的性情，在音乐中，可以听到他和自己的较量、对话，那种时不时糅进来的自由速度，似乎是陷入了沉思。
郑明勋的演奏可圈可点，作为指挥，他对乐曲的全局和分句都在做调节，往往是你觉得他轻率地弹出了一个装饰音，之后便以更广阔的视角将它变得圆满。郑明勋的演奏在细部上是自由的，速度上有较多的弹性，力度上并没有那种精准到死板的定规，而是更多的游走加上关键部分的处理。这和他的指挥风格是一致的。
在总体上，他的意志始终清晰，音乐的走向和凝聚力始终不散。他曾在致首尔爱乐乐团的公开信中说：“只有一样东西，我认为是高于音乐的，那就是人性！”他的演奏，正是源于他对自己、对他人、对音乐的坦诚，闪耀着他的人性的魅力。
下半场的三重奏，似乎他在舞台上也感觉孤独了，张乐和黄北星也同样代表了上交乐手的修为，三人的对话如此平等，不是一位音乐巨星在主导，而是互相聆听，寻找对方的呼吸和脉搏，用自己的乐器和别人的进行交流，在音乐上启发彼此，四个乐章始终保持着前进的动力，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临时组合。
为了音乐会，郑明勋勤奋练琴，也为他的演奏效果带来很大变化，可见当年那位勇夺柴赛银奖的韩国青年依然实力非凡。尽管这场音乐会上有不少手机拍照的虚拟快门声，干扰噪声时有发生，下半场的一个完整作品更是被掌声切成了三段，郑明勋似乎还是很乐于演奏，他特别声明，返场环节是为现场的孩子们演奏的。那首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表达了这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的爱意。
这次ECM音乐节集中展现了主办方与唱片制作方的契合点，在于更宽广的欣赏视野和更多元的包容度。不论是先锋爵士还是当代严肃音乐，都提供了新的欣赏可能。5月6日由郑明勋执棒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也同样是载入史册的一晚：爱沙尼亚作曲家阿沃·帕特的两部作品《兄弟》（乐队版）和《信经》历史性地在中国演出。
如果说《兄弟》是作曲家众多风格雷同的“钟鸣作曲法”成果之一的话，《信经》则是极具冲击力的“呐喊”，巴赫《C大调前奏曲》贯穿全曲，似乎是内心平安的象征，而古诺在此基础上谱写的《圣母颂》仅出数音则被光明和黑暗的搏斗打断，惨烈的呼号最终消散，信仰之门为听者敞开，尽管多数观众是第一次接触这部作品，但依然可以从他们的表情和掌声听出他们的共鸣。
没有听过的独奏、组合、作品带给观众的冲击，是这次ECM音乐节真正价值所在，上交的这次策划本身就是面向未来的。然而“郑明勋效应”是一时的，离开剧场之后，如何开拓曲目，感知音乐的可能性，则给音乐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观众的现场反馈，到选购唱片的热情，反映了这个市场的潜力，也给所有从业者提出了更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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