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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与崔健:他们从不直白地谈论爱情和政治(1)

2016-10-27 07:39:00    南方周末  参与评论()人

在音乐评论集《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中,台湾乐评人张铁志曾深入分析了鲍勃·迪伦从1960年代开始的不同创作阶段。

“《时代在变》在1964年1月发行。正是在这一年,当迪伦写下最好的抗议歌曲时,他也将亲手敲碎所有人自以为是的妄想,开始自我解构众人以为的形象与标签,开始告别革命,不再回头。”在关于迪伦的那篇文章中,张铁志这样写道,“迪伦远行到另一个世界,他一步步展开弑父行动,并与那个虚构的抗议形象彻底断裂。”

2016年10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有人认为这与迪伦“抗议歌手”的标签不无关系。张铁志不这么认为。

“他是一个拥有众多面具并且可以回到过去、预示现实的魔术师。”张铁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鲍勃·迪伦有个特殊意义:将整个流行音乐跟文学结合在一起,他是最重要的转化者。”

他让摇滚从青春期变得成熟

诺贝尔奖颁给鲍勃·迪伦,我既意外,也不意外。任何人得任何奖都可以是一个意外,而得诺奖更是不同凡响。不意外的是,过去,迪伦作品的文学性被谈过很多次了,他也获得过其它文学奖,比如普利策。

音乐圈对此很兴奋。我也觉得,这个奖不只是对他的肯定,也是对音乐作为一种严肃艺术的肯定。其实是肯定了“歌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高度的”这件事情,而且它本来就有。

诺贝尔文学奖以前颁给过丘吉尔,说他的演说有文字的力量,现在还是有争议。但我觉得,的的确确,文学在生活的很多层次中被表达。什么是文学?这个奖会引起讨论,这也许是另一个重要的意义。

鲍勃·迪伦有一个特殊意义在于,将流行音乐与文学结合在一起,他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转化者。他结合了两种传统,一是作为正统文学的传统,比如惠特曼、“垮掉的一代”,另外是关于草根民歌的传统。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把两种传统进行结合。

颁奖词里说:“鲍勃·迪伦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迪伦非常用功,他从年轻时开始听美国20世纪初草根的民歌,也就是蓝调民谣。蓝调民谣其实是劳动者的语言,是不同土地上的歌,这是所谓美国伟大歌曲的传统。

但民谣在鲍勃·迪伦之前,文字都比较简单。很少有人像他有这么多绮丽的意象,把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大家带到一个很难想象的新世界,比如他有首歌叫《琼斯先生》,那是一个虚构人物,迪伦用琼斯先生,来解释美国1960年代中期的变化。

再比如他早期的作品《暴雨将至》,在民歌叙事传统中加入很多超现实的意象。这种超现实的意象,在他创作中期,也就是1965年之后创作的那些摇滚乐作品上体现得更明显。

摇滚乐是1950年代开始的,它是关于青春、关于女孩的这些东西,直到鲍勃·迪伦,才让它整个转变了,从青春期变得成熟。

谁说文学一定要躺在纸面上呢?

我无法抛却音乐来评价迪伦的歌词,我没有这个文学评判能力。我只能说,他的歌词,配上他的音乐就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意义。文学为什么一定只能躺在纸上面,而不能用不同方式被诠释、演绎呢?如果所有人都有共识,迪伦的文字在他的吟唱之下,可以召唤人心、可以冲击时代,那不就是文学的力量吗?

其实迪伦早期的歌曲,是先发表歌词的。当时有本杂志叫《Sing Out》,是纽约民谣圈的杂志,会登歌词。迪伦有好几首歌词,都先发表在上面,还写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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