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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下沉和格调走低:如日中天的民谣,可能到了尴尬时刻(1)

2017-03-17 14:55:53    文汇报  参与评论()人

我试着不加定语地还原这样一些事实———

2月25日,返场歌手赵雷登上《歌手》的舞台,唱了一曲《三十岁的女人》。歌里唱道:“她是个三十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清纯,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

2月27日,一篇题为《是谁给了赵雷怜悯三十岁女人资格?》的文章在社交网络广为传播,当天阅读数就突破10万+。

3月3日,这位作者再度推送,文首有一段说明:“周一,我写了篇讨论民谣歌手赵雷《三十岁的女人》的文章,时间过去三四天,到今天周五,还不断有人在微博上用各种污言秽语骂我。”

为了证明并非孤例,我用亲身经历做补充:3月1日,我写了一篇讨论《三十岁的女人》是不是“直男癌”的文章。一周之后,仍旧“宾客”盈门,骂声不断。

前赴后继的讨伐者们情动于中、口不择言,都是自发行为。所以问题就来了,民谣铁粉和满嘴脏话,什么时候都能划上等号了?

要知道,40年前的台湾,民谣是乡间小路和闪亮的日子,是橄榄树和外婆的澎湖湾。20年前的北京,民谣是漂亮的女生和白发的先生,是借走的半块橡皮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

一转眼,前脚嚷嚷着“你们不懂民谣的情怀”,紧接着就是连珠炮式的脏话。换以前,愤怒出诗人。现如今,愤怒出粗人。这样的情怀,但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真的是很难懂了。

赵雷只是近来大火的例子。《成都》也只是眼下当红的歌曲。一些民谣粉水火不侵的金甲圣衣,已经穿上好多年了。在他们眼里,民谣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污浊世界的清流,是独善其身的港湾。现实遭遇的不公与不平,奋斗进程中的梦想与幻想,仿佛都能在民谣里找到寄托。

可惜,民谣经不住你们什么重任都堆它肩上。

从音乐上说,民谣的曲式简易、配器单调,固然有朗朗上口的旋律,但音乐本身的结构是极为有限的。这也是为何多数民谣,听起来多少似曾相识。拿歌词来讲,民谣是诗歌的尾声,却未必有诗歌的意蕴。有一把吉他,一副嗓子,一些意象拼贴的才华,民谣歌手就可以登场了。有趣的是,可能恰恰是简易可亲,拉低了欣赏的门槛,让民谣天然地靠近基层。

有人拿民谣的歌词开涮,做了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在一篇名为《我分析了42万字的歌词,为了搞清楚民谣歌手们在唱些什么》的文章里,作者分析了赵雷、宋冬野、周云蓬等民谣歌手及乐队的作品,总结出使用最频繁的意象:再见、姑娘、夜空、孤独和快乐。进一步的总结是:“如果把民谣拟人化,那应该是一个喜欢南方的北京小伙子,对生活有希望,憧憬着明天,在春天感到快乐,在冬天感到孤独,没有女朋友,但有几个纠缠不清的前女友,经常和她们见面,见面的地方可能是成都、昆明、南京、上海、武汉……”

更有人讽刺民谣歌词的写作方式是“滚键盘”:在空白文档里输入一堆乱码,通过自动联想生成词语,再加上连词,改动韵脚,打上回车形成空行分句,一首民谣歌词随即诞生。

我当然不认同类似调侃对于民谣的整体性蔑视,但说实话,多数流俗民谣的创作含金量,和滚键盘相差无几。因为,真正的症结并不出在民谣这种音乐风格,而是民谣近年呈现出的趣味下沉和格调走低。

面对日益丰富的审美对象,民谣似乎集体向着这样一种品相靠拢:漂泊在北国,内心向南方,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姑娘,生活真无奈,我还有理想。

关键词:民谣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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