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的滋味，我内心至今还是有印象的。
我父母出身于城市近郊的农村，很小就考到城市读书，后来成为教师，所以我便在城市长大，算是告别了黄土地。
爷爷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或许是由于父亲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原因，便疏忽了，一直没给他留一块盖房的“宅基地”。那会儿，城市的住房也是按照职称职级分配，父亲资历很浅，大概就分到一个建面仅仅38平米的一室半住宅(一大一小两个屋，中间是条窄窄的数米长的走廊)，我就在这里长大。
大约是住得憋屈的原因，母亲经常因为房屋的问题和父亲牢骚，埋怨爷爷奶奶只想着别的儿子，却没想着我爸。而这种埋怨，时常就在过年的时候达到了爆发的顶点：那会儿我记忆最深刻的，便是在爷爷家吃完了年夜饭，父母骑着单车回家，我坐在车座后面，沿湖返回的一路，是两人无尽的争吵。
似乎年年如此。直至后来家里有了汽车，单车行进间的外景争吵，转变成了汽车里的内景争吵，时长还伴有母亲委屈的眼泪和令人窒息的冷战。
或许，从那会儿，我就体会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
过年好吗?过年本就没什么好。
说过年好的，大约只存于红红火火的央视屏幕中，在我看来，那更多地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和自我欺骗。
和需要营造出“喜庆、祥和、团圆”意识形态气氛的电视不同，中国电影里的“年”却深沉丰富地多。
黄健中的那部《过年》，表现了兄弟间的小肚鸡肠和相互算计，年过了，家庭却破碎了;李萍倩的《笑笑笑》，鲍方饰演的公司职员在年关之际失业，只能抛却自己的尊严，去相声馆子里“卖笑”，那笑里全是眼泪;朱石麟的《一年之计》，则反映了家族间的阶级分立——经济间的差别让妯娌之间丧失了平等的关系，善良的二房媳妇陈琦在跋扈的大房媳妇韦伟眼中，跟一个可以随便使唤的佣人没有两样。
看到了上述电影里形形色色的“中国年”，有时，我内心也挺赞成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都不要争，不要吵，家里的一切尽归我有，矛盾不就全解决了嘛。
可随之而来的是，每当过年时短暂地与自己的同学、好友和想念关心的人分别，留下来也多是无趣与寂寞：年味儿没了。
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可以说高群书的新作《过年好》找到了一个颇为现实主义的、接续传统的、符合中国式人情世故的角度——“年关难过”。在这部电影中，除了结尾天外飞仙、神经病一样的群魔乱舞外，几乎处处皆是“过年不好”。
尤其在中国富裕之后，独生一代成长起来后，有关经济差异造成困境虽然依旧存在，但心灵困境越发地凸现出来。
《过年好》里着重展示的，便是代际间思想观念的冲突，这也是影片为数不多地可以打动我的地方：赵本山饰演的、罹患阿兹海默早期症状的父亲和闫妮饰演的女儿之间的冲突，以及闫妮和“新新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的、浑不吝的热依扎之间的冲突。这让人不由地感慨道，即便中国人富裕起来了，经济问题淡化了，思想观念的隔阂和代际的鸿沟仍然无法调和。
尤其，当这些冲突和隔阂，是经由两代女性作为扭结、运转叙事的时候，便更增添了令人唏嘘的悲剧因子：在传统家长制行将崩溃的今天，她们越发地精神独立，越发地可以自己为自己做主，但无一例外地是，高知识水平的教育、精神独立与个体牺牲如影随形，她们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未来的一切都无可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