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化 > 艺文 > 影视 > 正文

《叶问3》的认同危机与金融风险 透过病叶问病树(1)

2016-03-14 09:07:22  北京青年报    参与评论()人

 ◎詹庆生

这两天上映的《叶问3》已经开始有了变成“唐人街探案”的趋势,围绕着影片“票房造假”传闻的各种“揭秘”层出不穷,“案情”扑朔迷离且影响巨大,甚至已经惊动了“警方”——国家广电总局已经表态将要介入进行调查。透过“叶问案”,倒是可以得窥当下互联网时代电影融资、制作、发行、放映链条日益复杂的生态格局。

抛开“探案”,就影片本身而言,《叶问3》是一部制作水准尚可,但剧作水平低下、整体质量平庸的电影。在制作层面,影片的电影美术较好地还原了香港1950年代的市井气息和生活质感,而甄子丹的打戏仍延续了该系列的风格,讲求实战,动作干净利落,但对比前两部,新作也并无突破。倒是张晋,自《一代宗师》惊鸿亮相之后,《杀破狼2》喧宾夺主成功上位,在本片中气场也完全不输甄子丹,隐隐有了新一代功夫电影巨星的气象。影片在香港及东南亚率先公映后票房颇佳,但内地公映后口碑却远逊预期,可以说是糟糕的剧作水平严重拖了后腿。

“三打”之后观众不懂为什么打

对于功夫片来说,“打谁”、“为什么打”始终是面临的难题。自香港电影开创新派功夫片类型以来,无非有三种模式:一是“打外国人”模式,如《精武门》、《猛龙过江》、《武林志》、《霍元甲》、《叶问》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此种模式往往因其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呼应而大受欢迎;二是“打恶人”模式,被打者是流氓恶霸、罪犯奸雄,正邪之间的对抗非因私仇而是公义,张扬的是善必胜恶的普世价值,如《新龙门客栈》、《黄飞鸿之狮王争霸》、《功夫》、《杀破狼》等;第三种则是“打仇人”的复仇模式,以《醉拳》、《少林寺》、《精武风云》等为代表。第三种实为第二种的变体,因主人公复仇的对象通常也符合“恶人”的特征。

总之,“民族尊严——社会正义——个人恩怨”,这就是功夫片的意识形态,它们为主人公所有的暴力行为提供了内在的道德合法性支撑,为观影者提供了宣泄的快感、价值观念的建构以及国族身份的认同,它们高度模式化、类型化,有时粗鄙简陋甚至简单粗暴,然而事实证明常常是相当有效的。

综观《叶问》系列,无非就是在这三种“打”之间的排列组合,而《叶问3》在剧作上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三打”之间的割裂,以及认同缺失导致的戏剧性弱化。本片前半段是在“打恶人”,叙事动力及叶问的行为动机是保卫小学校,对抗流氓马鲸笙(谭耀文饰),但在一场解救孩子的打斗后,这个戏剧动机突然消失了,恶人跑路不知所踪。接下来是“打外国人”,费兰奇(泰森饰)本来是流氓背后的大恶人,但他竟然也突然放弃了此前的行为动机(扩张地盘霸占学校),跟叶问来了场有礼有节的绅士对决,甚至还在妻女围绕下暗示出,他和叶问一样,都是个顾家的好男人。电影海报上与叶问双雄对决的泰森,在片中竟然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其对于电影营销的意义远远大于片中叙事的功能性意义。原本应作为高潮的最后“一打”,张天志(张晋饰)与叶问一直是惺惺相惜的朋友,此时突然成了跟他争夺咏春正宗的“敌人”,而叶问甚至只是在妻子的劝说下才勉强与其一战。

不难发现,整部影片根本没有一个贯穿性的戏剧性动机,“三打”之间完全是相互割裂的,甚至没有一个终极BOSS需要主人公去对抗。而在后两“打”当中,由于认同的模糊和暧昧,其“打”的合法性甚至也打了问号,观众可能反而会同情那个同样顾家的洋人,以及那个努力证明自己的车夫。在这种情况下,叶问打得不痛快,观众也难以获得淋漓尽致的观影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