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去世9年了。他和李宗盛、朱德庸都是那种看起来小时候和老师关系比较冷淡、比较恍惚的小孩，这款青少年期不出色，不乖巧，不被老师、家长宠爱的孩子，其实反倒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没被成人世界的成败标准框住，有机会保持本色，不天真无邪也不用装，好比《一一》结尾那句台词，“我才七岁，但我觉得我老了”。就像梁文道说的，现在的台湾年轻人看不懂杨德昌、侯孝贤。不懂有时候是句隐性歧视，潜台词是懒得懂你。这是年轻人的损失。
上世纪60年代杨德昌度过了他孤寂的少年时代，直到高中才有所转变，《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来自杨德昌压抑混沌的少年记忆。这部作品是一座高山，后面所有怀旧、疼痛、唯美的青春标签电影都没有跨越它。这部有野心的片子，把青春和少年心，放在时代的碎片中一起残酷碾榨。小四说，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公正，这是这个片子的核。这也是杨德昌的核，他的电影，因为冷峻而朴素的描摹，犀利而悲悯的批判，严肃的追问与自省意识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一个社会，除非病入膏肓躺在手术台上，才在刀刃下求生存，太平盛世，老被解剖，谁都不想吧，可想而知杨德昌在台湾的际遇。
和同样大器晚成但是并不和主流社会对立的李安不同的是，杨德昌是愤怒的决绝的，他的片子，揭露台湾现状和过去，电影拍了，就没打算在台湾放，连碟都拒出，所以“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空间，那里封锁着每一个人的寂寞，任何人都无法闯入，尘封的记忆之所以无法改变，是因为它早已丧失。而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寂寞。”
杨德昌度过寂寥中学时代后，到美国留学，遵父母嘱学了IT。1981年的某天，已过了七年“朝八晚五”电脑工程师生活的杨德昌路过西雅图某家电影院，他进去看了正在上映德国导演赫尔措格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出来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已是另一个我”。那时他年过三十，他决定在自己真正老去之前，做真正喜欢的事情——回到台湾，拍电影……这个故事有点像现在炙手可热的马东，父母严防死守不让他学相声，送去美国学电脑，然后心无旁骛朝九晚五从业，直到有一天突然看到吴宗宪主持节目，天灯点亮，扔下一切不顾一切回国，搞文艺！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幸运儿，终于与自己的梦想和天赐能量相遇，自此一骑绝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