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推销员》（伊朗）
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
《爱乐之城》里的艾玛·斯通表现中规中矩，唱得勉强，跳得平庸，从法国前辈伊莎贝拉·于佩尔那里赢来最佳女主角奖，有胜之不武的嫌疑。但有什么要紧呢，内心如滚水般的于佩尔，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女演员，好到不需要奥斯卡的认可。图为于佩尔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她》。本版图片皆为资料剧照
本报首席记者柳青
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公布最佳影片时，造就了美国电视直播史上最尴尬的一刻－－－送到颁奖嘉宾手里的信封，错了，《爱乐之城》剧组欢呼着上台，却在下一秒，制片人强撑着风度告诉全世界:“得奖的是《月光男孩》，这不是开玩笑。”
礼，这场冗长、沉闷、乏味、无趣、整齐划一的“秀”，这场好莱坞闪亮明星们步调一致跳出的集体舞，实现了从这个罕见的“错误”里受益的，是当晚这台颁奖“最后一分钟的拯救”，在“好莱坞小年里的小年”，颁奖典礼成了真正意义的最佳影片。——编者
好莱坞召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创作者跳一场难看至极的集体舞
还是弗洛伊德一针见血。他说过，所有的错误本质上反映着被压抑的真实欲望。以此对应奥斯卡颁奖礼最后颁错最佳影片的尴尬事－－－《月光男孩》是好莱坞不得不做出的现实表态，而《爱乐之城》才是真实的愿景。
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的电影人们越是整齐一致地喊口号，越是和好莱坞宣称的“多样性”南辕北辙，这些慷慨激昂的“艺术无国界”声明，筑成声势浩大的好莱坞面子工程。
今年守在大大小小屏幕前全程看完奥斯卡颁奖典礼直播的观众，有幸见证了历史。这是美国电视直播史上数一数二尴尬事，公布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压轴时刻，拿错了颁奖信封，之后，准备庆功的《爱乐之城》剧组不得不把刚拿到手的小金人交还给《月光男孩》剧组，前者的制片人一肚子怨气也只能强撑着风度说:“这不是玩笑。”
真心同情颁奖嘉宾费伊·唐纳薇和沃伦·比提。本来，这两个名字同时出现意味着一部在美国电影史里空前绝后的青春片《雌雄大盗》，今年是《雌雄大盗》上映50年，白发苍苍的“暴力鸳鸯”重聚首，情怀满满。可是从今以后，二老的名字就和奥斯卡的最大糗事捆绑在一起。
至于《爱乐之城》和《月光男孩》，谁都不委屈，这两部本该被飞快遗忘的电影，因为这个“错误”，焉知非福地在电影史的坐标系里占据了特别的位置。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这台奥斯卡晚会，这场冗长、沉闷、乏味、无趣、整齐划一的“秀”，在终了前实现“绝地逆转”，现实的高潮秒杀了规划的戏剧，在“好莱坞小年里的小年”，当我们抱怨“这是迄今最差的一届奥斯卡”时，万万没想到，颁奖典礼才是真正意义的最佳影片。
最近出版的一期英国《视与听》杂志上，主编尼克·詹姆斯在专栏里写到:今年的奥斯卡颁奖颁的是个姿态，选择精致矫饰的白日梦《爱乐之城》，还是选择呼应现实诉求的《月光男孩》，将是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呀!这话挺不怀好意的，有点“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意思，怎么选，都落话柄。
可好莱坞最不惧的就是套路，不用去追究这桩让全世界围观群众瞠目结舌的乌龙事件是意外还是黑幕，这一手套路耍得让人服气，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皆大欢喜。
还是弗洛伊德一针见血。他说，所有的错误本质上反映着被压抑的真实欲望。《爱乐之城》是好莱坞的真实愿景，歌照唱，舞照跳，成王败寇的成功学伦理被电影梦包装得流光溢彩，借着梦想和情怀的名义，自恋的世俗男女各奔前程竟成就了这个时代的爱情童话。相对的，《月光男孩》是好莱坞不得不做出的现实表态。如果把《月光男孩》里的演员换成另一种肤色，它会立刻现出原形，只是一部及格以上、良好未满的青春片，一部带着明显模仿痕迹的习作，它不仅盖满了肤色、阶级和取向的标签，还欠了侯孝贤和王家卫大笔学费。时也命也，在美国阶层撕裂和族裔矛盾爆发的大环境里，好莱坞打了一手好牌，《月光男孩》就是那张王牌。
主宰了今年这场颁奖礼的灵魂人物，是根本没有出现在现场的总统先生。创作者的天性本该是个性，但好莱坞召集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这群创作者，跳了一场难看至极的集体舞。这群为了片酬、为了奖项、为了狗血爱情随时可以斗得头破血流的饮食男女们，空前团结地坐在一起。从来没有过哪个主持人像今年这样，从头到尾的段子针对不在场的总统。全场掌声送给斯特里普女士，因为总统说她“是被严重高估的女演员”。伊朗导演法哈蒂迫于美国新政没法入境，那就偏把最佳外语片发给伊朗电影《推销员》。最佳女配角给维奥拉·戴维斯，最佳男配角给《月光男孩》的马赫沙拉·阿里。得了最佳化妆奖的意大利裔化妆师和担任颁奖嘉宾的墨西哥演员都在台上说:“我们是移民打工仔。”犹记得去年奥斯卡评选被攻击“过于单一的白色”时，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艺术总监扛着媒体压力信誓旦旦，号称未来五年内实现评委中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比例分别上调20%，奖项分布同理。仅仅一年过去，在今年的获奖名单上，“多样化”的宏大目标简单粗暴地量化实现了。
然而，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的电影人们越是整齐一致地喊口号，越是和好莱坞宣称的“多样化”南辕北辙，这些慷慨激昂的“艺术无国界”声明，筑成声势浩大的好莱坞面子工程。主持人坎莫尔唯一一条没针对总统的段子，是蔫坏地问台下观众:“你们其实没看过《月光男孩》吧?”他的本意是不伤大雅地嘲一嘲白人明星们，但这句玩笑话泄露了面子工程的里子，也是好莱坞“文化多元”的悖论:凭什么一定要用白人的价值标准衡量“他者”的创作?表象“多元”的内在，是白人掌握着评判的话语权。
《月光男孩》里出现的全部角色，是生活在迈阿密贫民区的非裔人群，那是一个笼罩在毒品、帮派和暴力阴影下的小世界。导演把鱼龙混杂的社会切面和青春期的混沌都拍得太干净也太文艺腔了，精雕细琢的旋转镜头扫过廉租房的断壁残垣，男孩朦胧隐晦的欲望在慵懒的探戈舞曲里翻腾，这样散发着布尔乔亚趣味的电影语言，真的适合这个野蛮生长的粗粝题材么?导演巴里·詹金斯其实很明白，他的电影内在是分裂的:一部表现底层非洲裔人群的电影，需要白人投资和发行，它的幕后老板是布拉德·皮特；去艺术影院看这电影的观众，也是中产阶级白人知识分子为主。站在非洲裔的立场，这不是“我”的声音，而是“我”渴望成为“你目光下的我”。
《推销员》被外交纠葛的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但法哈蒂的这部新片重点在于探讨伊朗国内的性别议题和家庭结构。在性别政治的复杂度和文化的深度上，《推销员》不如他之前的《一次别离》。但片子里有个耐人寻味的设定:这对夫妇是话剧演员，经常合作出演阿瑟·米勒的《一个推销员之死》，剧本本身和主线没有关系，只是这对伊朗年轻艺术家的喜怒哀乐，要借助美国话剧这个“中介”，而通过中介的间接表达是徒劳的，因为艺术和日常之间存在悲剧性的脱节。这构成了一个滑稽又悲哀的隐喻，对应着奥斯卡面对“非我族类”的尴尬:好莱坞的资本商也好，学院派的电影人也罢，站在强势文化的这边，他们能多大程度地接受并欣赏不同政治文化土壤中的“外部”电影呢?如果只是用己方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去定夺“他者”，这标榜的“多元”除了自我贴金，又有多少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