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淡豹在文章里写道，范雨素的写作跟“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有很大不同，那如果把范雨素、许立志等人的写作放到文学史的视野里，你认为他们的写作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你怎么定位他们的写作？
张慧瑜：范雨素可能是更有自觉意识的创作者，她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也很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包括范雨素、许立志等底层打工者用文学的方式写出自己的故事，对当下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首先，他们的写作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另一面，看到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因为在主流文化景观中，基本上看不到工人文化、工人文学，即便是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也是非常边缘的存在；其次，底层文学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写的，而范雨素、许立志是自己写自己的故事，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非常有意义，避免被他者化和猎奇化；再者，他们的作品都是个人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但其实他们的写作代表着千千万万进城打工的群体，也是普普通通劳动者的声音；最后，我觉得他们的写作拯救了“文学”这个文类，其实在20世纪历史上，文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当下的文学变得越来越不好看，这不仅是文学语言上的隔膜，更重要的是文学写作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发展脱节，甚至严重滞后，从一些纯文学作品中感知不到今夕何夕，而《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不长，却描述了从50年代到当下，从母亲到范雨素，再到她的女儿，三代女人的坎坷、流离的命运，内容非常丰富，有史诗的味道。
澎湃新闻：也有很多人在提到打工文学的时候会有批评，认为在艺术上比较粗糙，以及内容比较单一，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张慧瑜：我觉得艺术上粗糙不是打工文学固有的，其他的文学、艺术领域肯定也有粗糙的作品，但是比较优秀的打工文学恰好是艺术上没有问题的。比如许立志的诗在语言表达和想象力上是非常优秀的现代主义诗歌，还比如电影《我的诗篇》中陈年喜的诗歌《炸裂志》，多么有力量，从岩石的炸裂到自己身体的炸裂，这种力量很大程度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就是炸裂的岩石。范雨素的这篇写母亲的文章，也让我想起萧红的小说，语言节制而清晰，感情隐藏在文字背后，就像范大姐对自己的生活不卑不亢，她的文字也是如此，没有苦情，有的是三代女性生命的坚韧。
澎湃新闻：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农民出身的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他们的农村经验也给了他们非常多的写作资源，但你认为像今天所谓的“新工人文学”、“打工文学”跟比如莫言、阎连科这些作家相比，他们所面临的境遇、写作资源等的不同在哪里？
张慧瑜：农民、农村之所以会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核心主题，与中国现当代历史有关，也是中国乡土社会在外来因素的压迫下寻找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乡土中国基本上是中国的隐喻，这从五四时代一直到80年代都是如此，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乡土作家、写农村的作家，与“农村包围城市”、“工农兵主体”等基本的社会历史经验有关。
在我看来，莫言、阎连科写的乡村基本上是一个想象的、过去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概念化的乡村，与当下中国的乡村经验关系不大，新工人文学主要还是写当下的城市、乡村故事，他们面对的是9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乡村经验。
澎湃新闻：你个人是否认为他们有朝一日会成为某种成气候的文学一代，比如说打工文学作家群，从而进入更主流的大众的阅读视野被接受？
张慧瑜：我认为从目前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来说，恐怕还不可能，因为想打破现有的文学秩序和利益结构，仅靠几个打工文学作家的成功是不可能完成的，这需要更大的社会格局的变化。但是，我希望主流媒体能更多关注打工文学的作家，提供更多的发表渠道，比如现在的自媒体就比传统的文学期刊更有包容性，愿意推动像范雨素这样的作品发表出来。
澎湃新闻：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谈到文学的作用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文学其实没什么用，或者说文学是无用之用。也有人说文学的作用其实就是在艰难的现实中给读者一点安慰，这类文学观好像很主流。但是通过阅读范雨素的文本，我似乎觉得文学不仅仅只具有这么消极意义上的作用，可以说范雨素的出走、她的奋斗其实都来自文学，从他们身上，文学的作用跟之前讲的是很不同的，你怎么看？ 张慧瑜：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恰好从许立志、范雨素身上看到文学的力量，对于这些工作紧张、为生计奔波的劳动者来说，用文字来表达依然是一种最容易实现的方式，也最廉价，最触手可及。文学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因为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像范雨素这么幸运，写得质量这么高，即便如此，也很难依靠文学改变个人命运。 对于大部分打工者来说，从事文学创作本身是逃离异化生活、获得生命喘息的方式，因为文学毕竟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劳动，会带来一定的满足感。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文学发挥着一种最简单、最质朴的功能，就是直接表达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状态。他们像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一样，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不自主的、异化的状态，这本身也是很多人看了《我是范雨素》之后有所共鸣的地方。 澎湃新闻：在范雨素的文章里，我注意到她提到“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的提法，这种很自觉的历史感，是来自他们的生活经验吗？还是来自课堂上你给予他们的理论学习？ 张慧瑜：我想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他们对当代历史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在文学小组课上也会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我记得范雨素有一首写留守儿童母亲的诗歌，最后提到了“祖国的花朵”一词，希望留守儿童也能成为“祖国的花朵”，这本身就会唤起一种历史记忆，在50年代所有新中国的儿童都被称为“祖国的花朵”，而现在几千万打工者的孩子只能做没有父母的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