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初,政治与文化就相互交融,难舍难分。近代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式学校的建立,为传统士大夫政治打下了历史句点,也将知识分子推入一个大变革与大断裂的世纪,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巨变,也直接牵动了政与学的关系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重构。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教授的新作《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关注的即是这一主题,他通过1895-1913年湖南科场与学堂、1917-1923年蔡元培治下的北大、1922-1926年江西中等学校三个不同类型的个案考察,展示了这三十多年间新教育场域逐渐兴起的艰难历程。其核心问题是从科场到新式学校,传统中国政教相维的制度格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读书人如何在学堂、大学和中等教育学校中安顿人心和涵养人性。
2017年5月3日,由北大人文社科研究院、北大教育学院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新教育场域的兴起》新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李猛、杨念群、陈洪捷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与会发言。
保教益智的新式学堂何以孕育反体制冲动?
应星考察的第一个案例是1895-1913年间湖南科场转向学堂的变迁。近代中国的书写,一般从1840年开始,但这种书写带有浓厚的“刺激-反应”模式的痕迹。应星更认同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将传统中国的衰弱定位在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的1864年,而1895年甲午战败与1905年废除科举,就构成了这场“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节点。他回到这两个历史节点,用湖南的传记史料勾勒从甲午战败到废除科举和学堂兴起的历史转变。
应星之所以选择湖南,是因为湖南在近代中国转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里既产生了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重臣,也是维新变法的前沿阵地。科场作为晚清社会关系不断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在甲午战败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新旧两种文化资本展开激烈竞争,结局是科场的历史终结。在湖南,科场与新学之间的张力尤为显著。
当然,不是每个状元都能做高官,事实上,历朝状元能做到封疆大吏、六部尚书的很少、大学士基本没有,虽然在中状元的时候风光无限,但仕途往往都是平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