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在本雅明所生活的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知识分子的冲击巨大,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人本主义那种乐观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进步、人性的深刻怀疑。在生命的晚期,本雅明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流离失所。最终,在逃避纳粹的追捕中,他被困在了西班牙与法国边境的一个叫做波尔特沃的小镇,用吗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年仅 48 岁。
民谣与中国当代“故事部落”的复兴
有意思的是,时隔半个世纪,博尔赫斯的预言,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中国。民谣歌手赵雷,在 2017 年 2 月 4 日湖南卫视节目《歌手》当中,凭着一把吉他和一首原创歌曲《成都》,刷爆了各种社交平台,也让民谣在短时间内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这种民谣的复兴,并非一时的井喷现象,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促成的厚积薄发。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校园民谣到现在日渐成熟的城市民谣,一代代民谣歌手在不断挣扎,也在不断学习和成长。他们不再满足于早期俄罗斯民歌式的唱法,也不再盲目崇拜鲍勃•迪伦、莱昂纳多•科恩或约翰尼•卡什的西方民谣风格。他们走南闯北,背着吉他,行走在内蒙草原、青藏高原、壶口瀑布、岭南山区等各个角落,向田间的老农、村里的匠人、当年支边的知青、自己年迈的叔伯,寻找渐渐消逝的记忆和声音。
被中国民谣界称为“鲍勃迪伦”的杨一,就是这个过程最具代表的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个出生在粤北山区翁城青年,在改革开放那一年,一台香港远房亲戚带来的三洋录音机,让杨一第一次开始接触到了香港和西方音乐。几乎同时,他拥有了人生第一把吉他。九十年代开始,鲍勃迪伦和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民歌让他蠢蠢欲动,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他在北京美术馆外卖唱八年,被关押过收容所。在那里,他看到了底层一个个鲜活、挣扎的生命。于是,出来之后,杨一的创作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他越走越远,学习民间的唱法,写出了《烤白薯》、《走西口》、《样样干》这些最接地气的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永远在街头歌唱,为人民歌唱”。